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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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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苏富比拍卖的“乾隆御枪”真是“天下第一枪”么   

2016-10-18 10:30:13|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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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宣布,他们将在11月拍卖一支中国乾隆皇帝所使用过的“御用猎枪”,并估出150万英镑的天价。

为证明“物有所值”,苏富比拍卖行中国艺术品高级主管布拉德洛(Robert Bradlow)对这支“乾隆御枪”不吝赞美之词,称之为“中国皇家工艺的巅峰”、“天下第一枪”,“苏富比迄今拍卖的最重要中国珍品之一”,甚至“其历史价值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但许多朋友对这些溢美之词不免有些本能的警惕感——这“乾隆御枪”真的值这么多钱,又真的是“天下第一枪”么?

清廷并非如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只重视弓马、不重视火器,雍正五年上谕中曾规定,“鸟枪一项……腹内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三百杆;沿边沿海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四百杆”,这是雍正年间各地绿营的鸟枪装备情况,八旗驻防军情况优于绿营,八旗京营又远好于驻防八旗,较雍正为晚的乾隆时代,鸟枪装备比例至少不会比雍正时代更低。

清代火器装备最大的弊端是“先内后外”,即皇室装备最好,其次侍卫,再次京营八旗,再次驻防八旗,最次绿营,训练和阵势普及程度同样如此逐级递减,这样一来,猝然发生边境战事,清军往往不得不用最差的武器去打仗,但这不意味着较好的武器就永远成为皇室禁脔,如被苏富比称为“皇家兵工厂”的内务府造办处(俗称“养心殿造办处”),其制作的大量鸟枪就曾被拨发给伊犁将军所领驻防八旗,而鸦片战争时乍浦驻防八旗所用的鸟枪,则是先由武备院拨给京营八旗,再由京营八旗置换给驻防八旗的。

《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中所记录且有图可查的清代鸟枪共有四十九种之多,其中标明为“御用枪”的就多达十六种,除去国产枪,还有从英国、荷兰、俄罗斯等国获得少量进口枪。这许多“御用枪”的“身价”是天差地别的。

最“上档次”的“御枪”,应该是那些“有故事”且独此一杆的枪,比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隆宗门之变,天理教武装攻入皇宫,逼近内宫隆宗门,攀爬房顶时被皇二子旻宁(后来的道光皇帝)开枪击毙二人,皇宫转危为安,这样一支“有故事的枪”才配得上布拉德洛“其历史价值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赞誉。此外如“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昂里哑国进自来火鸟枪”,实际上是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赠送的礼物,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重大历史事件,这支鸟枪是这一重大事件的见证,又是“孤本”,自然弥足珍贵。

比这稍次的,则是确凿被皇帝所使用或佩戴过,并被吟咏题赞、载入史册可考的,如乾隆曾称赞过虎神枪,嘉庆则提赞过花准神枪,而奇准神枪、纯正神枪、百中枪等,也都是常见于题赞、宫廷画等的“常客”。这些枪被称作“御枪”当之无愧,由于清廷档案完备,管理御枪处对这类“御枪”保管精细,记录翔实,某枪和皇帝有过“不得不说的故事”都会随附“小标签”,甚至打死虎豹之类大野兽所用的铅弹也会被精心保存,如果没有这些“附件”,则“档次”还会稍稍下浮——因为不论“三神枪”还是百中枪都是批量生产的,虽然“批产量”不大,但毕竟不是“只此一杆”。

再次一档的则是“武备院藏枪”。前面几档“御枪”收贮于大内御枪处,理论上是皇帝专用的(实际上经赏赐或批准,皇室近亲、侍卫和少数重臣也可“雨露均沾”),而“武备院藏枪”则顾名思义收藏于武备院。“武备院藏枪”数量极为庞大(如乾隆年间仿准噶尔火枪制造的赞巴拉特火枪,武备院收藏就达一万杆之多),理论上是作为京营八旗出征时领用的“御营火器”,如果损耗或外拨,则需再制造新枪补足库存。有时大臣、外藩或外国进贡或赠送的枪支也会被送到武备院收藏,但数量较为有限。“武备院藏枪”也可宽泛地归入“御枪”一类,但显然“身价”更低,因为既无“故事”,又多为批生产制品,且皇帝几乎没有可能真的“御用”过。

“武备院藏枪”以外的八旗、绿营用鸟枪则更等而下之,无论如何称不上“御枪”,乾隆四十五年全国八旗兵共二十六万多人,绿营兵共六十六万多人,即便按20%装备量计,这类鸟枪总数也至少有十几万杆之多。

那么,苏富比推出的这杆“乾隆御枪”该属于第几档?

很显然,它不可能属于第一档和有“附件”的第二档,因为倘有这样的“身价”,势必成为苏富比推介“预热”的重点。

它会不会属于“无附件”的第二档?有可能,但有些细节需要厘清。

首先,苏富比官网和媒体推介文不厌其烦突出的,是枪管上方“大清乾隆年制”的铭文,然而这六字铭文只能说明这杆枪的制造年份(如果铭文的确是当年留下的),而不能作为其确系“乾隆御枪”的“身份证”——因为乾隆年间上至真正“御枪”,下至最低档的绿营鸟枪,都毫无例外会镌上这六个字,一如同时代的铜钱都会铸有“乾隆通宝”的字样,却不能就此说每枚这样的钱都是乾隆“御钱”一个道理。

如果是第二档枪,会在枪托上镌刻小字,标注枪名、枪支和弹药规格,如“乾隆御用奇准神枪”的小字铭文是“奇准神枪。长四尺五寸。重九斤二两。药二钱。子五钱”;又如“百中枪”,小字铭文是“百中枪。长三尺六寸。重七斤四两。药二钱。子三钱八分”。

苏富比并非中国文物拍卖的新手,当然不会不知道到底哪种铭文更具“升值因素”,但不论推介文或官方照片均仅突出“大清乾隆年制”这无关痛痒的六字,以至于一些“半内行半外行”的媒体只能凭“合理想象”去推测这支枪的型号和身份。无论原因是什么,苏富比的这一做法,在客观上为这支枪的“身世”增加了疑点和不确定性。

其次,苏富比在介绍中并未提及这支枪的“三围”,如前所述,清代火器制造已经制式化,而御用枪则是制式化程度最高的,每种形制的枪,本身及弹药的规格都记录在岸,有据可查,苏富比对此绝口不提,人为增加了形制辨识的障碍,也让辨别真伪变得十分困难——前面业已提到,每支“御枪”上都有标注“三围”的铭文,而这些铭文同样“欠奉”,很显然,这只能加重人们的种种猜测和想象。

清代文物是文物仿冒的重灾区,早在清朝尚未灭亡时就已形成庞大的产业,其方法包括“高仿”、“新品做旧”、“旧品改装”(将同时代的大路货巧妙改装成“高大上”的精品),苏富比近年来所拍卖的大量清代高价文物中不乏存在争议的,如乾隆“宝腾”腰刀序列号和档案始终对不上,“乾隆御玺”其实不过是其众多闲章中一枚,等等,此次“乾隆御枪”预热过程中无巧不巧、令人诧异的“空挡”,恐怕不会打消人们的疑虑。

即便后续披露的信息足以证明这杆“御枪”是“御枪处藏枪”中的一杆,充其量也只是前文所言的“无附件第二档”,有一定价值,但离“天下第一枪”、“历史价值不可替代”的“广告词”仍然相差万里,150万英镑的标价显然过于浮夸;倘只是“武备院藏枪”级别的“准御枪”则更属“虚标身价”;若连这都不是,而是一杆疑似“新品做旧”或“旧品改装”枪,就更不用说了。

有人或许会问,“天下第一”会不会指技术含量?

那同样谈不上:且不提马戛尔尼等外国使节的那几杆赠品,即以“国产枪”而论,“御枪处藏枪”中就有头号、二号、三号等三种“御制自来火枪”,使用当时先进的燧发技术,用火石、花轮发火射击,而“苏富比御枪”可清晰看出是一支在当时技术上平平无奇的普通火绳枪,技术含量上连“御枪处第一”也远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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