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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的博客

土豆大棚 懒得一言堂 流觞亭 反正就是它罢

 
 
 

日志

 
 

对中国农村教育的思考   

2016-08-17 12:28:58|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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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究竟如何?在城镇化的浪潮下应如何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这在当今中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片大好”还是“令人担忧”

 

一些人认为,中国当前农村教育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的:至20世纪末在农村已完成全面“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任务,自20051224《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下发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部免除,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教科书和寄宿生活费补助全面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得以建立,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得到巩固和完善,农村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自2006年起得以全面实施,至今已有10年之久,农村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和“小升初”率长期稳定在九成以上。

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农村教育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首先,自2000年至2010年期间过快过急地推行撤并农村中小学校(2011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资料称,2000-2010年间中国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幅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幅约60%,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负逾25%10年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每小时消失4所农村学校),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学龄儿童上学困难;其次,农村学生辍学率依然居高不下,且辍学主体由高年级学生转为刚入学的一、二年级学生,复读后再辍学的比例也有升高之虞;第三,农村学校师资、校舍和教学资源质、量均得不到保证,城乡教学质量差距进一步拉大;第四,“进城民工子弟”和“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势成痼疾。

 

好的初衷何以得不到预期效果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一些引发广泛争议的农村教育政策、举措,其出台的初衷是好的。

当初调整农村教育布局、撤并边远、分散农村学校和教学点,其目的是通过教育资源的适当集中和规模化,提高有限教育成本投入的使用效率,提升教学质量,改善农村学生学习条件;淘汰农村代课教师的目的,则是规范教师职业标准,提升农村教学品质。

然而这些良好的初衷却并未能全部换来预期效果,以至于20129月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下发《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从而在事实上修正了持续10年的农村中小学校撤并趋势,在一些农村边远地区,“不规范师资”在事实上的继续被使用,也大有“触底反弹”之势。

好的初衷何以得不到预期效果?

尽管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迈出了第一步,但毋庸讳言的是,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市替代农村成为改革的主体和最大受益者,相对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农村发展速度大为滞后,单从相对差距论,城乡落差在许多地方甚至还不如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从绝对数量上看固然大幅度增加,但和城市相比较,“相对增幅”则极为有限,在中国经济结构迅速升级换代的21世纪,这种状况持续10年以上的结果,就是令农村生源在升学、就业等领域的竞争力每况愈下。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自给、半自给和“准城乡分离型”,迅速演进为如今的外向型、工商业主导型和“城市依附型”,和城市经济结合愈紧密的农村,经济越发达,社会进步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而城镇化的提速又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变成城镇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新城里人”。然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等方方面面并非都能跟得上、都能适应这样迅速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变,许多地方出现了不适应、不配套的情况,农村教育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不适应、不配套的具体表现

 

这种不适应、不配套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条块分割的义务教育模式和“大流动”的农村学龄儿童状况不相匹配。

随着大量民工进城和跨省流动,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在远离故土乡村的城市和城郊结合部定居,安家立业,生儿育女,他们的下一代或随父母离乡、进城,或本就出生在城镇,“农村老家”对他们而言和城里小伙伴一样陌生和不适应。但于此同时,中国义务教育却经历了一个从“全国一盘棋”到各省各自为政的发展阶段,这虽然是教育发展的结果,却在有意无意中忽略了“新城里人”子弟的义务教育问题,结果导致部分“新城里人”子弟因寄读困难而不得不栖身教学质量、条件不规范和参差不齐的“民工学校”(对“民工学校”的整治又成为新的两难),即便顺利寄读,“条块分割”所造成的“同校同班,不同教学大纲和高考考卷”也让“新城里人”无时无刻不被强制性忆起自己的“农村身份”,并不得不忍受从日常学习到升学考试的一系列不便。为摆脱这些不便,许多“新城里人”只能将学龄子女送回农村老家,从而造成“留守儿童”问题,这些“农村户口、城里思维”的“留守儿童”远离熟悉的生长环境,远离父母,又造成新的问题。

其次,教学条件、内容的改变不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

过去的十多年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面貌剧变的十多年,社会在变,经济结构在变,知识更新的提速和就业门槛的提升,对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农村教育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不配套,导致农村子弟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和新时代“读书无用论”的抬头。

正如一些常年从事贫困农村助学工作的朋友所言,“穷”、“付不起学费”仅仅是农村辍学率、尤其低年级辍学率上升的一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家庭认为“读书无用”甚至“越读越浪费”——一个农村子弟读到初中、高中,并不能从中获得现实的收益,而“少读了几年书”的同伴则可能去城里打工“多赚了几年钱”,即便留在乡下也能帮家里干活减轻负担,如果考上大学,还要贴上至少三四年的不菲开销(在有些边远、贫困地区,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其家庭全部年收入的几倍),而由于“扩招”和“不包分配”,“高价供出来的”农村大学生在毕业后很可能长期“收不回本”,这无形中影响了许多农村家庭“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和许多助学团体、个人,都侧重于前一部分原因的帮扶,却缺乏对后部分原因所导致农村辍学、厌学的充分、深刻认识和适当政策调整,并严重影响到帮扶效果。

同样令部分农村教育帮扶者困惑的,是那些“帮扶幸运儿”们普遍不愿留在或回到贫困的家乡,而是利用一切可能远离那里。笔者一位在云南鹤庆山区帮教多年的朋友就曾苦恼地说“我们帮服务的结果,是让那里最聪明的孩子都永远离开家乡,这不是越帮越‘失血’么”?

 

改变思路:“有进有退”

 

值得思索的是,中国曾经是全球范围内农村“读书意愿”最强烈的地区。

早在帝王时代,“耕读世家”就成为社会称赞的典范,不仅富裕、小康的农村家庭子弟热衷读书,贫寒子弟只要有条件也乐此不疲;步入近代,先有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普及乡村教育,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张旗鼓的农村扫盲、中小学教育普及;改革开放之初,许多省、市农村中小学掀起读书热,一些沿海省份的部分农村“县中”,高考录取率甚至压倒大多数同省大城市重点中学,以至于部分城市家长将正读高中或落榜复读的子女送到“县中”去“进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的农村,读书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中国的帝王时代有千年科举历史,“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终南捷径就是读书-科举-做官,尽管这条路是不折不扣的高淘汰率“窄路”,但毕竟赋予农村子弟靠自身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可能性和机遇,这足以激励众多农村学子勤学不辍;近代和建国后虽然科举停办,但读书依然是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敲门砖”,大专院校“包分配”时代,农村学生一旦考上大学、大专甚至中专,就可以“农转非”并成为“国家干部”,吃上农村人人羡慕的“皇粮”,笔者在80年代曾参观某苏北高升学率“县中”,见高三毕业班课桌上都刻着“别忘了你还是农村户口”的字样,“有用才读书”的“原动力”昭然若揭——对此可以不认同,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

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大多数地方社会发展程度不高,有限但有针对性的一些文化知识可以方便地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笔者老家(安徽著名贫困县泗县)就有亲戚凭借初中生物课本上的知识搞“分层鱼塘”成了“万元户”,即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时期,也有远亲因“识文断字”被推举为生产队会计,过上了稍好于乡亲的生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乡村文化程度普遍极为低下,相对文化稍高的部分“读书人”可以借自己的“相对知识落差”和“稀缺资源垄断”成功“变现”,这虽然是时代的悲剧,却在客观上维系了许多农村子弟及其家庭对上学、读书的热情。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食物链”,从总体上讲这是进步,是大势所趋,就教育环节而言也是“进步为主”,但在某种程度上却造成了农村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基础教育的普及和产业门槛的提升让“识文断字”不再能“变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高校统招统分体制的改变,又让“学而优则仕”这一曾经最有效的“农村学子激励原动力”变得成本沉重、代价高昂且风险大增。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村教育帮扶的思路,即不再将帮扶的重点放在“让农村孩子上得起学”,而是放在“让农村上学的孩子未来过得更好”上。

要做到这一点,在义务教育阶段,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不断推进”的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思路,转而采取“因地制宜、有进有退”的方略。

所谓“有进”,即在主要层面继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改善教学条件,提高师资素质,减轻农村家庭教育负担。必须指出,“撤并农村学校”和“淘汰代课教师”等争议性措施并非一无可取,其提高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的初衷仍然不应否定,过去的“一刀切”需要纠正,但因噎废食同样不可取,简陋、粗放、聊胜于无的教育,只能培养出越来越不符合社会需要、越来越缺乏现代生存力和竞争力的农村青年,而要解决上述两难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基数。

“有进”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理顺体制,让“新城里人”在城镇长大甚至出生的“农村子弟”不仅能接受和周围“城里孩子”同等的学校教育,也能获得和后者同等的考试、升学机会,这样做,不仅能彻底解决“城市农村子弟”和“留守儿童”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也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稳定,改善合格劳动力资源供需平衡,减少社会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所谓“有退”,即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现实情况,不能照搬工业化国家“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的模式,在一些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基础教学应更加有的放矢,毕竟在那些地方,绝大多数适龄儿童现阶段的学习目的是“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非升学,取法梁、晏、陶等先贤和新中国几十年农村教育普及经验,在这部分乡村的义务教育阶段适当增加农村实用知识、技能的教育并注重适时更新,不仅会极大提高农村家庭“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当地社会面貌和风气。

日前中国部分高等学府推出了包括“规定农村招生比例”和增加农村生源助学贷款等对农村子弟倾斜的新政策,其初衷固然很好,但在“扩招”背景下不足以解决农村贫困家庭子弟“读大学不够本”的困惑,未必能实现初衷,弄不好反倒会成为部分“特殊家庭”权力寻租的新“空子”。通过调整大专院校和学科设置,设立一些更“接地气”的专业,同时在政策上加大对性价比更适合农村子弟、更受农村家庭欢迎的专科学校、职业高中等扶持、投入,当可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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