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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和外交官的“声音”——悼念吴建民先生   

2016-06-19 11:14:56|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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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和外交官的“声音”——悼念吴建民先生

 

尽管按照家父家母较世俗的说法,我和吴建民大使的职业生涯和机遇“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几乎毫无可比性,但倘只论学校生涯,倒有些重叠之处:都是南京人,都是法语专业,都是北外法语系校友,甚至据说都曾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南外正式定名时吴大使大学早已毕业,如果确有其事,他应是就读于南外的前身——南京市第二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生涯和工作早期也曾多次有机会旁听吴大使出席的各种活动(多数是公开课、学术演讲或报告),此后漂泊各国,周历多种职业,在媒体上看见吴大使的名字或形象,总不免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或许这就是所谓“香火之情”吧?

吴大使早在当职业外交官时就以风度翩翩、辩才无碍为圈内人有口皆碑,几年前应外交学院学生会邀请,去该校做了一次讲座,凑巧旁听了其一堂大课,深感角色转换、作为前外交官和现任外交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吴大使,在表达、说服力、演讲技巧和风度等各方面,较当年更臻化境,字里行间、举手投足,流露出一种“过来人”的自信、成熟和坦率,尽管对其论据、论证,我(或许还有不少在座“在站”的旁听者)未必一一苟同,但必须承认,吴大使的这种自信、投入、态度和技巧,的确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原本以为今后还会有更多机会聆听吴大使的耳提面命,甚至可能找到某个合适的时段,当面印证其与我小、中学母校南外究竟有何渊源,然而6月18日传来噩耗:吴大使在前往“下一座”讲台——自武汉机场赴武汉大学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班学员课途中,在东湖某隧道中遭遇车祸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罹难,终年77岁。对于这位同系同专业,这位中国曾经最著名外交官之一和当今最著名演讲家之一,对于这位人生几十年仅有过几次“擦肩而过”交集的名人,我谨以个人和一个“老法语”的名义,表示深切的悼念。

“老法语”有“老法语”的故事,校园里“老法语”的故事,主角通常都是“更老的法语”,我的南外八年生涯,正是每天聆听着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叙述的“老法语”故事(主要用于“励志”)长大的,其中一些“老法语”如今已是高官、名人,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曾经如雷贯耳,如今却因种种不同原因被“忽略”,什么“把法汉词典从头背到尾”、“晚自习在教室里看《史记》”……其中关于吴大使(当然那时候还不是大使)的“名言”,则和所谓“收听敌台”有关——今天的朋友恐怕很难理解什么是“收听敌台”,在我们那个年代则专指收听海外短波电台广播。作为外语生,听“敌台”几乎是不可免的,但这种事大抵“好做不好说”,当时师生们通常做归做,嘴里却往往竖起个“听国际台”的幌子,据说学生时代的吴大使却每每理直气壮曰“不听‘敌台’外语怎么学得好”,语惊四座。他是否当年真说过这样的话,如今已不可考,但后来我的确不止一次听他在大课、演讲中谈及“听外电”(时代变迁已不叫“敌台”了)的重要性,如果在学生时代他真说过这话,如今铺天盖地“敢直言”的赞誉,倒颇贴切于少年时代的他。

近年来吴大使已实际上淡出了外交工作一线(当然在外交学院任职也算“外交工作”,但毕竟和做职业外交官是不同的),他“敢直言”的声名也恰从其“后外交一线生涯”鹊起,且越来越响亮。一些朋友对他在这一阶段的言行赞誉有加,认为“能官当局者所不能言”、“别开生面”,也有一些朋友对其近期言论不以为然,认为“不能苟同”、是“过时言论”,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并非都赞成(或都反对)其在外交、外事领域的态度、观点和意见,但对其“敢直言”本身持肯定、赞赏的立场,认为“兼听则明”,能在如此敏感且关键的领域坦率发表意见,与各方和公众交流,本身就难能可贵。

很显然,这种歧见和围绕歧见的争论并未因吴大使的意外不幸而告一段落,噩耗传出至今不长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声音不断迸发着、碰撞着,大有“你消停我也不消停”之势。

虽从未真正从事过外交工作,但毕竟勉强算作“科班出身”,对外交、尤其中国外交暨职业外交官的属性、难度,都能多几分理解和体味。我们这一代乃至更早的几代“老外语”,进校第一天就要牢记周恩来总理“外事无小事”的原则,一代又一代前辈、同仁会不断提醒你,“耳朵不是你的,嘴巴不是你的,眼睛也不是你的”,“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外交官和外交部是整个国家外交战略的执行者,是受“大脑”支配的手足、口耳和工具,而绝大多数中国“科班出身”的外交干部,则通常从翻译、秘书等“手足的手足”、“工具的工具”工作做起,在这方面自然更加中规中矩。

一些对外交、对中国外交部门和外交官角色属性、工作性质理解不足的朋友,往往有意无意地赋予外交部和外交官以一些实际上并不具备的属性、职能和权限,同一件事,国人站在不同立场,对“外交口”的看法往往泾渭分明,有骂“卖国贼”、“外卖部”高呼“食肉寝皮”的,也有骂“榆木脑袋”、“满清式外交”,指责“外交口没有国际视野”的,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言,在职业平台之上,“外交口径”出自具体的部门、人员之口,却绝非该部门、该人员所能负责,赞也好弹也罢,都不宜归于他们。

作为典型中国外交官的佼佼者和杰出代表,吴建民大使先后担任过大使、外交部发言人等“窗口工作”,且在职业生涯中一帆风顺,很显然,他忠实、圆满和专业地履行了其“国家和政府涉外‘耳目’和‘口舌’的职能”,其在大使、外交部发言人任上的职务性言论、姿态,也可作如是观。平心而论,在吴大使还是大使、发言人的时候,不论其“官样文章”或在各学校的公开课、演讲,其口径不外“得道多助”、“三个世界”、“反殖反霸”等传统的“外事口径”,虽然较其他人更生动诙谐,但内容上并不“解渴”,更无所谓“火爆”。坦率说,以彼时吴大使的公开言论计,说是“传统外交思路的补充”尚可,说是“另一种声音”则言之过当。

对吴大使“敢直言”的赞誉如前所述,实际上是在其淡出“外交一线”后才开始的,其日常平台是学校讲台、书籍和报告,更具传播性的平台,则是网络、媒体,以及达沃斯、博鳌等国际论坛,此时的吴大使常常会发出一些更具个性、也更容易引发争论甚至争吵的意见。就我个人而言,坦率说,对其观点有的认同,有的存疑,有的则并不认同,但我完全同意大多数人在吴大使噩耗传出后所作出的评论,即对外交事务的评价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对吴大使近年来发出的不同声音,以及其发出不同声音的做法,我当然表示理解和尊重。

但于此同时,作为吴大使的同专业校友,我不免要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如果吴大使仍然是大使,他会或能发出这“另一种声音”么?

作为一名称职的、优秀的职业外交官,吴大使的选择是毫无悬念的:在其一线职业外交官生涯里,他忠实地扮演了这一职业理应扮演的角色,履行了其理应履行的使命;在其“后外交官时代”,他作为一名学者、演说家和外交领域评论员,同样很快适应并出色担当了这一崭新的任务。

作为普通人,我们当然可以对吴大使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和所扮演的角色、所担当的使命(不论是其外交官或“后外交官”生涯中),形成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评价和是非观,但在评价某个人是否“敢言”时,我们是否应多少了解并理解一下其背景和其言行、姿态所发出的时空——比如,什么是外交官;又比如,什么是“外交和外交官的声音”?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吴大使仍忙于奔赴自己下一个讲台,可以说其整个职业生涯都无愧于一个敬业、勤勉的评价。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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