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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印尼“9.30”迷雾:“断代为史”   

2016-04-26 08:42:42|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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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9.30”迷雾:“断代为史”

 

4月18-19日,印尼首次召开了由政府支持的“剖析1965年悲剧”(Dissecting the 1965 Tragedy: An Historical Approach)研讨会,这被认为是印尼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总统2014年当选并就任以来促进民族和解、探究历史真相努力的标志性成果。

然而如此重要会议上却传出不和谐音:印尼联邦政治、司法和安全统筹部长 鲁胡特.宾沙尔.潘杰坦(Luhut Binsar Pandjaitan)在会议期间公然表示“政府不可能就‘9.30事件’道歉”,并质疑“1965年遇害者索赔基金会”(YPKP)所提出的“受害者人数可能高达50万以上”的说法,称“哪里有万人坑?告诉我让我去看看”。而退役中将辛东.潘杰坦(Sintong Pandjaitan)则公然在会上扬言“如果有人说当时被杀了成千上万的人,那简直是谎言,是对武装部队声誉的侮辱”。

实际的分歧要远比这些“指标性言论”更大:YPKP负责人贝吉约.温东(Bedjo Untung)在会上发言时表示,1965-1966年期间始于大屠杀的人数可能多达300万,而受到影响的总人口更可能多达2600万人。

潘杰坦是当时参加军方行动的特种部队指挥官之一,他辩解称,受害人数“充其量不到8万人”,对此贝吉约.温东拿出一系列由受害者团体所编写的资料,指出仅受害人数超过7万的万人坑就有帕蒂、佩马朗等处,爪哇、苏门答腊和巴厘等地也有多处万人坑业已被发现,“8万人的数字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

这次会议是由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和印尼总统咨询委员会(Wantimpres)联合主办的,出席会议的包括多个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和人权团体代表,以及200多名受害者家属和幸存者代表,本人也是受害者家属的研讨会负责人、全国和解协会(Lemhanas)总裁韦约约(Agus Widjojo)指出,研讨会只是揭示当年真相、促进民族和解的开始,出现如此明显的分歧是正常的,中立的研究小组将“公平对待各方的证词,并展开进一步研究”。

所谓“9.30事件”(Gestok)是指1965年9月30日起,在印尼发生并持续一年时间的血腥事件,这一事件中许多谜团至今仍扑朔迷离。

按照苏哈托时代的“官方说法”,1965年9月30日,左翼军官翁东中校(Untung Syamsuri)发动政变,逮捕并杀害印尼6名高级将领,但这次政变旋即被陆军将领苏哈托少将(Suharto)镇压,后者旋即推翻苏加诺(Sukarno)政权并取而代之,建立了持续32年的军人专权,并以“共产党阴谋政变”为由在印尼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被称作“政治拘留者”(Tapol)的异议人士被关押、未审先判、株连亲友、没收财产,甚至秘密杀害。对于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不论左翼、右翼的正义人士均有大量揭露,当时东南亚最大的军舰——满载排水量达16640吨的前苏联“斯维尔德洛夫”级巡洋舰“伊里安查亚”号被改造为臭名昭著的“海上监狱”,关押了数以千计的“政治拘留者”,许多人瘐死舰上,葬身大海,也是广为人知的事。

“9.30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左翼军官发难在先,还是苏哈托制造阴谋,或二者兼而有之?时至今日也仍然是个迷。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粉饰其攘夺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卷入“9.30事件”的苏加诺权力,苏哈托在政变中打起了“反共”的旗号,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作为回报苏哈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并以“亲共”罪名大肆迫害世代在印尼居住的华侨、华人,迫使时任中国外长陈毅表示“撤侨60万”,并最终撤回9万华侨(是为改革开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规模海外撤侨行动),仍留在当地的华人、华侨则被迫忍受长期歧视性待遇(不得使用华人姓名、不得学习汉语、更改宗教信仰等),直到苏哈托时代结束才得以改变命运。(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某媒体所言“屠华杀50万”的说法是极其不准确、不严谨的,整个研讨会所谈论的都是“9.30事件”的全部受害者人数,并未特别提及其族裔背景)。

正如与会的“9.30”遇害者遗属凯瑟琳.潘杰坦(Catherine Pandjaitan,她的父亲是死于“翁东兵变”6名将领之一)和斯维特兰娜.达雅尼(Svetlana Dayani,父亲是曾长期被监禁的印尼共产党PKI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恩约托Njoto)等所指出的,尽管苏哈托政权结束已有18年之久,他本人也去世8年,但正所谓“故事尚新,遗老犹在”,苏哈托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仍活跃在印尼军、政、商、学各界,且仍然拥有强大的势力,对他们而言,追究“9.30”的责任所关乎的远不止于辛东.潘杰坦所言“声誉”,而更在于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地位。

正因如此,一些保守派才不惜以激烈言辞和顽固态度应对这次由维多多政府推动的和解活动,甚至不惜公然在席间指责与会的受害者家属和活动人士“阴谋复辟共产主义”;也正因如此,还原历史、调查真相的努力常常受到掣肘——Komnas HAM代表就在会议期间指出,他们曾向印尼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AGO)提出“派员随同调查真相以资证明”的要求,但从未得到任何回应,正如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代表所讥讽的,“如此一来某些人当然就有底气大呼‘万人坑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了”。

许多与会者指出,“断代为史”,由于许多当事人健在,且利益纠缠,想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厘清“9.30”全部真相,恐怕是不可能的(仅研讨会上有关遇难身亡者人数,就有从8万至300万的悬殊说法),当前人们应该做的除了等待,就是尽一切可能保存历史遗迹和碎片,毕竟证人也会逝去,证据也会湮没,如果此时此刻不有所作为,将来即便时机成熟,当有人质问“万人坑在哪里”时,我们也将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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