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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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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之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因素并非第一位   

2016-01-09 09:29:15|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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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之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因素并非第一位

 

2015年最后一周(12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出一篇《美国警告欧盟不要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文章,令这个似乎被淡忘已久的名词一下又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说“淡忘已久”的意思自然是“曾经火过”,的确,“市场经济地位”在中国经济圈和媒体界被炒得火热不是一回两回了,其中最热闹的两回,一回可追溯到20多年前,即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WTO)前后,另一回则是在2002年。

第一回被炒热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众所周知,WTO本身是以承认市场经济原则为前提的国际性经济组织,原则上每个WTO组织成员都应该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没有被美国和欧盟这两大经济体所承认,这意味着较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经济体,中国对这两大市场的产品、服务出口遭受反倾销投诉,并因此受到关税、非关税壁垒阻挠的概率要大得多,既然同意中国加入WTO,又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确是一件很滑稽的事。但在当时中国官方对此并没有显得特别坚持或“激动”,因为26年前中国经济刚刚起步,在国际市场“海洋”中显得十分脆弱、稚嫩,在当时看来,默认一些大型经济体在市场经济地位承认方面的滞后,以换取它们同意中国在WTO体制内享有过渡期和保护领域,并不是一件不划算的事,简单讲,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对自己在“纯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没有那么强的自信,正因如此它才满足于欧盟迟至1998年才给予自己的所谓“过度型经济国家地位”,且并未在与另一些并不强大经济体或区域合作组织的交流中特别主动、经济地追求市场经济地位的相互承认,相反,将更多精力放在与美国纠结“最惠国地位”问题上——就当时而言,许多专家当然认为后者更重要、对中国也更划算得多。

第二回被炒热的背景,则是美国和欧盟在事先并无多少征兆的情况下,以“在反恐领域合作”为由,双双将“市场经济地位”的“大礼包”送给了当时和它们打得火热的俄罗斯。俄罗斯当时甚至尚未加入WTO(它最终被WTO接纳还是2012年8月22日、也就是10年后的事),其市场经济地位即便照大多数欧美经济学家的看法也是“可疑”的,中国时任总理朱镕基2002年9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亚欧首脑会议时,首次正式向欧盟提出“按国际贸易法规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要求。这一要求的提出固然有经济考量,因为随着中欧贸易的发展,中国逐渐意识到“过度型经济国家”地位让中国企业、产品和投资在欧洲遇到远较其它国家更多的“双反”和准入限制,但更多、更重要的却是非经济考量——当时《亚洲华尔街日报》曾援引消息人士话称,中国认为既然给了市场经济发育状况未必好于中国的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不相应给予中国这样的待遇是违反WTO所规定“最惠国待遇”的“奇怪做法”。

毕竟在当时,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分量尚远不如今天这样重要,出口尚谈不上“巨人”,投资并购等方面则刚刚起步,中方在市场经济地位方面的要求并不如今天这般迫切,而欧盟对中方呼吁的冷处理与其说是担忧中国倾销或损害自己利益,毋宁说是觉得没必要“打赏”这个刚刚从贫困落后中爬出来、前途未卜的亚洲国家——显然当时的俄罗斯对他们而言更“值钱”一些。

而如今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欧洲第二大贸易伙伴,最重要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地之一,以及越来越重要的相互投资伙伴,在中国而言,作为所谓“WTO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受益者”,不仅充分享受、也更清醒认识到更多的国际贸易自由度、更少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自己这个已蜕变为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强者的经济体而言是划算的,因此转而采取积极、主动甚至有些急切地态度,努力争取和一切贸易伙伴、尤其主要贸易伙伴间市场经济地位的相互承认,及FTA协议的达成,这种心态一如昔日英国、今日美国等海军强国对领海线的主张——作为海上霸主,它们总是希望领海线离大陆越近越好,因为公海范围越广,对拥有强大海上实力的它们就意味着越大的利益空间。

相反,欧洲人的态度却变得微妙起来。

正如一些欧洲政治、经济专家所指出的,经济转型较成功的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等,更乐于见到中国和欧洲相互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产业和中国优势领域间冲突不大,相反,市场经济地位的相互承认有助于其优势产品、产业和投资进入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相反,意大利、西班牙等经济转型不彻底,或在金融危机中大伤元气、国内就业压力巨大的国家却对汹涌而至的中国产品、投资和并购十分敏感和恐慌,希望尽可能阻挠中国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承认——即便最终无法阻止,也要让这一天到来得越晚越好。

值得一提的是,后一种观点得到了欧洲许多行业协会(如钢铁、纺织、陶瓷、光伏等)、工团组织和左翼政党、政治家的普遍认同,这些组织、单位和个人同样是历年欧盟对华“双反”的推动者,随着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传统上就对全球自由贸易持“怀疑论”观点的他们对仅仅依靠市场手段狙击“中国龙”的“抢饭碗行为”感到越来越悲观、越来越不自信,希望借阻挠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手里那几张“双反”牌舞得越严丝合缝越好。

由于2016年是WTO在2001年《关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所规定的“自动成为市场国家”最后期限,照中国方面的解读,届时倘包括欧盟在内的其它经济体不明确表态拒绝承认上述条款,且公布拒绝理由,中国将“自动于2016年底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这就迫使此前一直持拖延态度的布鲁塞尔不得不在2016年内正视这一话题。

尽管《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在年前提到“美国因素”,一些国内研究者就此认为,“美国因素”或将成为影响乃至决定欧洲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

但这种看法恐怕是很不确切的:事实上正如许多欧洲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指出的,美国冷战后一直将自由贸易奉为圭臬、直到奥巴马第二任期才为迎合民主党基本盘及考虑到美国全球经济影响力下降因素,转而追求排他性的“抱团取暖”经济结盟政策,尽管如此,不论官方、民间,认同自由贸易仍然是美国的主流经济价值观。与之相反,有着强大左翼和工团主义传统的欧洲,在这方面一直是吞吞吐吐的,“撒切尔主义”实施后的英国和出口实力一枝独秀的德国等自然希望自由市场因素越多越好(因为这会让它们得利更多),而经济和就业受到巨大冲击的南欧则截然相反。

即便在那些自由市场论占上风的国家,左翼、工团主义者和感到受伤害的行业协会、企业也往往在自由市场问题上持保守立场,并因此对中国这样的“洪水猛兽”持抵触态度。法国左翼学者迪迪埃.罗瓦索(Didier Loiseau)日前就宣称,欧洲“不能重蹈当年WTO放中国进入时的覆辙”、“在2016年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无异于欧盟在贸易领域单方面裁军”,而英国工党欧洲议会议员戴维.马丁(David Martin)则宣称“在中国达到如此少标准的情况下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错误的”。

当然正如许多布鲁塞尔观察家所指出的,这些主张继续阻挠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意见并不那么站得住脚。10多年前布鲁塞尔亚洲研究学院负责人威廉姆.范德吉斯特(Willem van der Geest)就指出“实话说看不出中国和俄罗斯在市场经济领域有什么不同”。但反对论者真正想抵制的并非是“一个在自由市场机制上有缺陷的国家”,而是“一个可能威胁自身利益的经济体”——正因如此,同一批人对促进美欧贸易一体化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同样“不感冒”。

固然,在欧盟委员会中支持按时给予中国自由市场经济地位的意见逐渐成为多数意见,因为布鲁塞尔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中认识到承认不可避免且相互承认彼此市场经济地位从长远看对欧洲也是利多弊少的,但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则是另一番光景——由于独特的大选区制度,欧洲议会中支持壁垒、反对自由贸易的中左和“绿色”党团势力庞大,一旦他们成功将欧洲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拖到自己“主场”,以欧洲议会为人所熟知的拖沓传统,问题就可能久议不绝。

如前所述,在欧洲内部存在不可小觑的、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势力,这些势力的根源,一是欧洲根深蒂固的左翼“自由市场经济怀疑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度抬头,二是在欧洲许多国家存在相当一部分认为对中国开放市场会令其利益受损的势力,而这些势力在欧洲各国和欧盟框架内不乏代言人。忽视这种源于欧洲自身、很大程度上不受美国左右(如前所述很多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者同样反对欧美达成TTIP)的反对之声,片面将“美国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考虑过重,就可能出现方向判断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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