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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破仑“睡狮说”真伪谈起   

2014-12-27 08:39:15|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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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破仑“睡狮说”真伪谈起

 

许多人都熟悉一句“拿破仑名言”,说拿破仑一世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让他睡吧,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将为之颤抖”。

然而尽管拿破仑时代的档案保存较完整,当时已很发达的欧洲媒体也记录下这位风云人物的许多言行,这段“睡狮说”却毫无下落。

最早记载“睡狮说”的,是1887年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这篇文章是曾纪泽在驻英俄两国公使任上,用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的论文《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这篇论文发表的目的,是阐述个人对中国内政外交,及列强对华政策的意见。曾纪泽是曾国藩次子,清末著名洋务派人物和外交家,对欧洲事务较为熟悉。但曾毕竟是外国人,且他发表此文时,拿破仑已去世66年,且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普及性政论文章,谈论主题是中国事务,“睡狮说”仅是比拟,且文章虽提到“睡狮说”,却并未提及拿破仑,更不用说把“睡狮说”的“专利”放在拿破仑头上——从这篇由作者本人亲自翻译成文言文汉语的著名论文文意中揣摩,“睡狮说”的首创者,很可能即曾纪泽本人。

“睡狮论”在国内广泛传播,则是1899年梁启超《动物谈》的发表,这篇后来被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文章提到“睡狮”,但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睡狮”并非比拟中国,而是所谓“弗兰西斯肯之怪物”,即形状像狮子、但实际为机械玩偶,且发条生锈无法运动的东西。梁启超将此物比拟为庞大而腐朽的中国,并明确指出此说来源于曾纪泽。1903年,邹容《革命军》中称中国革命是“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而与邹容齐名的陈天华,其自杀后留下的最后一篇著作、未完篇的现实/玄幻体小说《狮子吼》,同样将中国比喻为睡狮。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创办《醒狮》杂志,自此“睡狮说”大行其道。

由于曾纪泽和梁启超都是当时革命派所避讳的名字,一些有心人就刻意将“睡狮说”比附在外国人身上,江苏留日学生1903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首先将这一“专利”给了当时知名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称他“数十年前已有毋醒东方睡狮”之言,而当时遍布全球的华人留学生、革命党报刊,则将这句名言警句分赠给“英国下院议员”、“某西人”、“西人”、“德皇威廉”等,而最早明确将之归在拿破仑名下的,则是胡适,1915年3月他为前一年底所作《睡美人歌》写的说明,称“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这段话几乎和如今流行的“睡狮说”如出一辙。但胡适本人并不赞成“睡狮”的比喻,认为“睡美人”更适当,并称“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此语”,表明“拿破仑睡狮说”是他听来的,自1910至1917年,胡适一直在美国留学,可见这个说法最初是旅美中国华人、很可能是旅美中国留学生的“发明创造”。拿破仑可能谈及过中国话题,但史无明载。

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不了解中国,恰相反,法国人在鸦片战争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最了解中国、最喜欢谈论中国的欧洲人。

欧洲人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始于《马可波罗游记》,奥斯曼崛起并阻塞丝绸之路后,欧洲一直希望打通和中国的联系,哥伦布航海的初始目的,是找到一条向西航行并到达中国的航道,他不仅随身携带西班牙国王给中国明朝皇帝的书信,更至死坚信自己找到的美洲大陆就是中国大陆。

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他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灵之门。在此思路引导下,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中国传教的局面。

当时欧洲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与强烈反响,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

在这一过程中,法国人起到巨大作用。168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授予本国传教士张诚、白晋、洪若翰、刘应、李明五人“国王数学家”称号,派遣他们到中国出使、传教,这5个人随后都在中西方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人中名气最大的张诚,后来被康熙重用,曾8次陪同康熙巡视蒙古。1708年他主持了测绘中国第一份近代地图——《皇舆全览图》的工作,他还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担任中方翻译。张诚最后死于中国,他和法国耶稣会的通信曾在法国流传,其中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许多生动介绍,普及了中国文化常识,而他对康熙开明专制的称赞,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法国波旁王朝集权体制的发展。

白晋精通数学,同样被康熙留用,并成为康熙的数学老师。清代中国数学发达,且吸收了西方数学知识,这和皇族的倡导有关,而白晋在清廷的数学普及功不可没。白晋曾受命康熙,出使法国,引发轰动,在法国掀起“中国热”。他1697年出版的《中国现状图像》和《中国皇帝康熙传》,是欧洲最早的中国政治问题及中国政治人物专著。

另外三人被安置到浙江,但同样青史留名:洪若翰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的疟疾,这件事和康熙幼年曾患天花两件事,被认为是清代对西医药持开放态度的关键;李明1691年返回法国,出版《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政治、文化,并有鲜明的扬中贬欧倾向,认为中国文化生机勃勃,而西方思想则已经堕落,他的《中国近事报道》引发法国索尔邦神学院两个月内连开20多次辩论会进行审查,发表意见的神学家多达160名;刘应本身就是一名有造诣的史学家,他汇集中国史书中有关匈奴、鞑靼、蒙古、突厥史料,写成《鞑靼史》,还用拉丁文出版了六卷《中国历史》,他翻译了《尚书》、《礼记》、《周易》的拉丁文版本,还写了许多相关法文、拉丁文论文。

除了上述五人,法国人在中西方交流史上留名的,还有成为清廷御用画家的王致诚,和代表康熙出使罗马教廷的艾若瑟等。

正因为法国在这一时期和中国接触多且密,法国著名人物的中国言论也特别多。

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天主教一直持否定态度,主张用纯粹的“哲学宗教”来取代,孔学的输入让他兴奋地高呼,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儒家的主张和信条,中国人按孔孟之道建立的行政体制和道德架构,甚至雍正的闭关锁国,都是合理的,应该的,他认为“我们法国人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甚至把家中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 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他说圣人之道,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百科全书派”同样推崇中国制度和文化。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

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本书的价值就超过希腊哲学七贤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他甚至积极努力,竟成功鼓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行了儒家主张的“籍田礼”,他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法国以外,这股风气相对淡漠得多,但也并非没有。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德国数学家沃尔夫则在德国各大学巡回演讲,认为中国“依靠治国之术在所有方面都超过所有别的国家”。

这些外国人、尤其法国人频繁“拿中国说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仍囿于神学桎梏,思想闭塞,灵感枯竭,中国文化这股“源头活水”令欧洲人感到惊喜。之所以在法国受到特别青睐,则是因为当时法国正在路易十四的推动下走向单一制的封建集权,开明专制、思想启蒙和人才选拔制度等受到推崇,而这些恰和中国舶来的一套合拍,让法国学者乃至贵族产生共鸣感——尽管他们口中的中国,未必是真实的中国。

然而也同样是“五个法国人”对中国的推崇,在教会内引发激烈争执,到达中国传教较晚的圣方济各会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目的是把孔学打成异端。出于这一目的,一些传教士杜撰出许多歪曲、贬低中国的言论,如安松在《环球旅行记》中污蔑中国人都是贼,1700年意大利人费内隆《死者的对话》更杜撰了苏格拉底对孔子的痛斥。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这一禁令导致康熙禁止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人中传播,也令中国文化、制度的形象在欧洲一落千丈。

但这一阶段,中国文史典籍继续被翻译、研究,冷静下来的法国人,开始更客观地看待中国。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一方面称赞儒学重视道德、重视农业、崇尚礼教,一方面指出,其片面忠君思想将导致君主专权,并剥夺“人民的荣誉感”;对近代科学持怀疑态度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则认为,孔学使中国经济文化发达,而这种发达恰成为“道德败坏的温床”。

在法国以外,对中国的态度就远没有如此理性。172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指责中国人“反对圣经”,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黑格尔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并指责这种摧残将造成“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和习惯说谎”,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的最低级文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剖析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马克思也将“亚细亚生产关系”视作生产关系的最低等级。

这时候,西方各国相继开始工业化革命,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抵达中国,觐见乾隆,回国后发表的《觐见记》将清廷的颟顸、蒙昧和腐朽刻画无遗,这让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由神秘、敬畏转为蔑视、觊觎,此时他们羽翼已丰,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先进和文明的一群人,跃跃欲试地要去“教化”、征服“落后者”,此时他们拿中国说事,自然也就不那么好听了。当然,这些贬低和此前的推崇一样,都未必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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