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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格森到凤凰城:族裔割裂下的美国警民冲突   

2014-12-18 04:26:27|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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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格森到凤凰城:族裔割裂下的美国警民冲突

 

北美东部时间12月10日,美国纽约斯塔登岛,一些抗议斯塔登岛大陪审团针对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案裁决结果的示威者在寒冷的街头继续示威,53岁黑人烟贩埃里克.加纳的女儿艾丽卡象征性地躺在父亲被白人警察、陪审团宣判无罪的丹尼尔.潘塔莱奥(Daniel Pantaleo)扼死地面,发出了“无声胜有声”的抗议。

 

从弗格森到凤凰城,为什么总是“白对黑”

 

的确,近期在美国发生了太多警民冲突,且正如一些民权团体所指出的,“打死人的都是白人警察,而死的都是黑人”。

人们公认,此次波及全美200多个市镇和美欧多个国家的,针对警察施暴行为和裁决结果的示威、抗议乃至骚乱,是从11月24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大陪审团公布弗格森案裁决结果,认定8月9日“弗格森事件”中枪杀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开始的,但这次弗格森事件其实已是第二次:8月10日即弗格森被杀翌日,弗格森就曾多次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骚乱、警民冲突和暴力破坏事件,迫使密苏里州当局宣布弗格森进入紧急状态,并多次采取强力手段驱散示威者和应对骚乱,期间更发生便利店被焚、记者抗议采访遭警方干扰、殴打,和众多政客、名流纷纷表态等事件,示威游行波及全美200多个城镇,直到8月25日方告一段落。

而事实上埃里克.加纳事件发酵更早:这位53岁的黑人烟贩是今年7月17日在纽约街头被警察潘塔莱奥以“怀疑偷税”为由,采用“锁喉”手段扼杀的。

近期因这类事件被杀的黑人还不止上述两人:11月22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一名手持玩具枪的12岁黑人男孩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被警察开枪打死;12月3日,亚利桑那州凤凰城,34岁黑人、四个孩子的父亲鲁曼.布里斯本(Rumain Brisbon)又被白人警察打死。

上述四次密集发生的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警察是白人,受害者是黑人;警察坚称“受到威胁”或“无法辨别对方是否具有攻击性”,并指责对方有犯罪嫌疑、有前科、有抗拒执法行为,而同情受害者一方则指出,受害者手无寸铁,根本不具备威胁性,即便扭打挣扎,警方也不应采取过当行为剥夺他人生命。

在已经作出大陪审团裁决的两起案件中,弗格森案就裁决本身而言,其实是中规中矩的。

“不予起诉”的理由是“缺乏有力证据”,而这一点的确是事实——尽管表示不满的人士指出,之所以“缺乏有力证据”本身就是警方的责任,因为事发地是交通要道口,且犯罪事件频发,理应是电子监控的重点地带。正因为如此,“第二次弗格森事件”总的来说是相对平和的,弗格森的家人(除了其继父)在裁决出台当晚出现在弗格森街头,一面表示对裁决的失望,一面呼吁示威者保持冷静,“不要只会制造噪音,要设法去改变些什么”,且除了弗格森,其它上百个城镇的示威、抗议都较平和,最激烈的行为也仅限于短时间堵塞交通。

但10多天后的埃里克.加纳裁决却激怒了更多人: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这个裁决根本毫无道理。

加纳被扼杀时周围有许多目击者,一位自称“泰莎.艾伦”(Taisha Allen)的市民还恰好录下全部视频。视频显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的加纳在被警察扭住后就放弃抵抗,并多次呼喊“我喘不过气”(I can't breathe! I can't breathe!)求饶,然而潘塔莱奥仍然采用早已因多次出问题而被纽约警方严禁使用的“锁喉”手段制服加纳,并最终导致其死亡。

当时纽约同情加纳的团体和民众之所以表现得相对平静、克制,正是因为他们深信,整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明白,法律会给加纳一个公道,并让潘塔莱奥受到应有的惩罚。正因如此,当裁决结果出台后,昔日的克制、平静,才化作近日较弗格森事件更强烈的不满和更大的风波。

 

避而不谈不等于不存在

 

事实上,在弗格森案裁决出台后、加纳案裁决出台前的十多天里,美国曾出现一种努力,试图淡化近期几起事件中的族裔隔阂色彩,一些媒体在克利夫兰枪击案发生后强调“不知道警察是什么肤色”,各地示威发生后,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这仅仅是“美国公民和美国警察间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族裔或肤色问题;12月1日美国许多媒体刊发的、白人警察拥抱黑人示威者的新闻照片,也有意无意在传递类似的信号。

好在作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本人倒是坦率得多。11月24日即弗格森案裁决出炉当天,他就坦言,这类事件的频发,根源在于警察和有色人种社区间的严重不信任,且这“并非弗格森一地、而是全美国的一个问题”,并将之归咎于“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遗产”。

然而不回避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当弗格森案爆发时,许多美国政要、名人曾以不同方式发表“热情”得多的言论,而奥巴马本人则相对克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当时正逢中期选战期间,各方都需要顾及选情。此次接连发生的几起风波、裁决,却着落在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街头示威、声援者虽多,政要、名人的身影和名字却少了一大半,这显然和事件“死不逢时”有关。至于奥巴马,在民主党选举惨败后,最后两年任期已成为“跛脚”总统,说话反倒少了许多顾忌。不仅如此,考虑到“盖棺论定”问题,他在这段时间里屡屡拿第一次参选总统时就郑重许诺,却在长达六年的一个半任期里裹足不前的敏感族裔问题发难,甚至不惜抢在新一届国会开幕前,用行政命令手段绕开国会表决,强推令拉美裔非法移民获益的移民改革条例,不惜冒政府再度“停摆”的风险,与之相比,不过“说几句话”的“黑白问题”,又算得什么?

正如一些平权组织所指出的,美国黑人收入普遍低于白人,失业率两倍于平均水平。德国之声报道称,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幻觉”——1974年美国黑人贫困率为30%,而40年后的今天仍高达28%。2013年的皮尤调查发现,70%的黑人感觉到受白人警察歧视,而同期盖洛普民调显示,25%的18-34岁美国黑人称过去1个月里曾遭警察不公平对待。在弗格森,85%被警察叫停检查的摩托车骑士是黑人,当地黑人被捕率也是白人的两倍。

有这种“不平等”感觉的不仅是黑人,事实上白人也对黑人的“入侵”、对黑人所受到的“特别关照”感到不公。弗格森事件中,白人一方更多强调黑人的“打砸抢烧”,甚至组织“自卫队”义务替人看家护院,弗格森周边的靶场人满为患,枪支销量倍增,由于警察威尔逊被解职并丧失许多福利,一些“基金会”为他募集了据《每日邮报》称多达上百万美元的捐款。

一些社会分析家指出,由于生活状况窘迫,许多黑人社区治安状况恶化,黑白社区间更是“高危地段”,不少黑人收入低下,受教育程度不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前述受害的布朗、加纳都确实有“前科”,而布里斯本在事发时恰和某个贩毒嫌疑人坐在同一辆车里,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容易让本就因街头危险系数高而整日出于“高压”状态的警察,本能地将街头所遇到的黑人视作“高危人群”,从而草木皆兵地不惜作出过激反应和严厉对待。而黑人则因为警方的“蛮不讲理”,觉得“有理也讲不清”,从而宁愿选择抗拒、逃脱,而非与警方合作,这种态度和行为,自然更给予警察“你们的假设是对的”强烈暗示,令其采取更激烈、更断然的应对“处突”手段。

令人忧虑的是,这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前述四起案件中至少3起,受害人在当时并无不法行为,身上也并未携带违禁品——加纳并没偷税,布里斯本身上的“毒品”、“手枪”,其实不过是装着处方药的塑料药盒,而莱斯手里端着的,更是把毫无杀伤力可言的玩具枪,布朗“手无寸铁”,但他们中至少三人选择了抗拒、挣扎或逃跑(12岁的莱斯尚未成年,可不多议),这显然应归结为他们潜意识里根本不信任警方会秉公办理、还他们以清白,而宁愿选择“一走了之”;四起案件中的警察大多不是“菜鸟”,有的甚至是警龄10年以上的“老枪”,但他们在面对黑人嫌疑者的突发事件时,依然本能地将任何安全疑点放大到“致命性威胁”的角度,并选择了导致悲剧性后果的选项。

 

比公开的隔阂更让人担心的

 

比公开的隔阂更让人担心的,是两起争议性裁决(尤其引发更多不满的加纳案裁决)会否导致许多人丧失对“规则”的信任。

应该指出,在少数最激烈时刻之外,大部分受害者家属及其同情者,表现出了对“规则”的遵守和信任。

弗格森案发生后,其母亲虽然悲痛欲绝,但仍多次表示“应该镇静”、“相信司法”,其叔叔更在葬礼上高呼“不要哭,都去投票,选票和法律才是我们的武器”;加纳案发后家属和同情者的克制,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相信规则”的倾向,摄下关键视频的“泰莎.艾伦”表示“相信法律会给死者公道”,几位住在事发地附近的青年学生则表示,自己将来要去当警察、当法官,身体力行地消弭族裔间的隔阂。

弗格森案的裁决引发了许多不满,一些有色人种和平权人士一度喊出“无正义即无和平” (No Justice, No Peace)等激烈口号,但情绪稍稍平静后,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了回归“规则”,口号从较刺激的“无正义即无和平”变成较温和的“别开枪我举手了” (Up. Don't Shoot),又在“黑色星期五”前后变成更无火药味的“无正义即无利润”( No Justice, No Profits,呼吁黑人抵制“黑色星期五”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力量),一些示威同情者坦言,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表达不满诉求的方式大抵有三种——投票、抗议示威,“以及选择在怎样的美国公司花或不花自己的钱买东西”,这显然是行政当局和大多数人所希望看见的、“不坏”(虽然也不能说很好)的发展方向。

然而加纳裁决的出台,让许多原本开始平静、开始重新寻找“规则内”方案的抗争者再度激动起来,曾坚信证据确凿、法律一定会主持公道的视频拍摄者“泰莎.艾伦”在12月5日公开表示,裁决“简直等于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曾信心十足要当警察“消除种族隔阂从自己做起”的青年学生则开始悲观表示“一切都不会变化,什么也不会发生”。

一些重量级国际人士,如联合国当代奴隶问题特别报告员穆图玛.鲁泰雷,和联合国少数族裔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里塔.伊扎克等都对两起已裁决案件表示“合理关切”,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如果裁决给人一种印象,即只要过度使用武力所针对的是诸如非洲裔美国人这样的特殊群体,就可能“有罪不罚”,而又确实存在大量的、表明非洲裔美国人受到这种因种族、肤色而被定性、并遭受不成比例、往往是致命性警察武力对待指控,问题就必须得到“郑重对待”。

然而从两次弗格森事件后的政治反响不难看出,如果说这类问题有时的确会得到“郑重对待”,那多半是出于选举等政治需要,而非真的意在解决种族隔阂问题——一如不时被炒冷饭、更多时候却被“冰冻”的移民改革问题一般。

迄今为止各方都仍坚持呼吁“依法行动”、“不让愤怒助长更多暴力”,然而令人担心的是,隔膜依然存在且可能持续加深,而且,这种隔膜是双向性成长的——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多数族裔与少数族裔,富人与穷人,特定社区、族群与“规则”。

或许人们应该对发生不久、尚未裁决或尚未进入司法流程的两起案件投入更多关注,毕竟,一切正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所言:“以往不谏,来者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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