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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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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吴仁宝的贫与富   

2013-03-24 20:09:31|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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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的贫与富

 

早在江阴市华西村还叫“华西大队”时,这里就是号称富庶的苏南农村中,数得着的富庶典型,村支书吴仁宝的名字自然也和一个“富”字始终沾边,上世纪80年代中,家父一个同事的女儿嫁到华西村,家父是证婚人之一,婆家则是吴仁宝的一个不知什么亲戚,婚后三日回门,在娘家(父亲工作的南京市郊栖霞区)摆了一桌,父亲带我也去了,这是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第一次听到“吴仁宝”的大名(“华西大队”则早在学校政治课上听过),几十年过去,时过境迁,席间吃了什么,又说了什么,早已记不真切,但隐约仍能忆及新娘子眉宇间的满足,和婆家人毫不掩饰的、居高临下的骄傲:“省城怎么了,我们华西和吴家富得多了”、“不但吴家,华西家家都那么富”。

说起来家父是70年代初搞苏南社队企业的一众先驱之一,和当时还只是小有名气的华西、吴仁宝都算认识,就在那次“回门宴”后不几年,笔者已在北京上大学,有一次家父正好去北京开会,会后带我去北京南苑“体验体验”,那里正是华西村在北京开的第一个产业——一家如今看来不算太高档的宾馆,当天是开业的好日子,同样在京开会的吴仁宝也在,这是笔者和吴仁宝唯一一次碰面。听说是学生,他嘱咐负责陪客人参观的“妇女主任赵毛妹同志”(也不知是否这样称呼)“走得时候送本书,带回去学习学习”,这是本不厚的小册子,叫《吴仁宝与华西村变》,扉页上有吴的签名,赵主任将书郑重其事交给我是,再三叮嘱“好好学习学习”。这也是我对吴仁宝、对“华西模式”等“学习学习”的开始,尽管直到今日,吴仁宝与世长辞,我对这个“华西模式”也依然混沌不清。

这倒不完全是笔者天资愚钝,领悟力不强,而是吴仁宝本人似乎很不情愿讲“华西模式”,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胡福明曾专门去华西村调研“华西模式”,结果“调”得吴仁宝“最好不要讲模式”、“我最怕模式”两句话,从“文革”后期到今天,宣讲“华西模式”的文章、书籍汗牛充栋,电影、电视剧也有好几部,但“华西模式”具体是什么,吴仁宝没有讲,别人似乎也很难归纳。

倒不是吴仁宝不愿讲,事实上据唯一一次直接观察,及许多熟悉他的长辈、朋友介绍,他是个非常喜欢讲话、尤其喜欢给初见面的客人讲话的人,且每次讲话都会提到他的华西村和“华西村变”,但这些讲话要么太宏观,如“什么模式发展好就用什么模式”,要么又太微观,如当初怎样埋头搞副业、搞社队企业,后来又怎么搞工业,村里家家户户有什么没什么,等等等等。而所谓“模式”,不仅要可归纳提炼,更重要的是可复制模仿,但恐怕许多人都和笔者有同样的感触,即“华西模式”无法模仿、更无法复制,据报道称,吴仁宝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而苏南各地仿效“华西模式”的村几乎都以改弦更张而告终。从这个角度讲,吴仁宝既“富”且“贫”——名扬天下,有许多“语录”和“金句”流传,不少人津津乐道于他的“模式”,却没有一套真正的“模式”铭刻史册。

吴仁宝自己也喜欢说贫道富,即一方面炫耀华西村的富足,另一方面强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贫穷”——村里人人有高档汽车,有豪华“第六代”别墅,人均 高达8.5万元,全村年销售收入达512亿元,有令人艳羡的福利、劳保、医保,“比城里人还城里人”的生活,但他本人“不拿最高工资、不住最好房子、不拿最高奖金”,和村里人“共同富裕”,推崇“华西模式”者,也常常拿华西村的“集体致富”和“人人平等”说事。

然而许多熟悉华西的人对这两个“闪光点”不以为然:的确,华西人看似光鲜、富足,但如果算“私财”,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穷人”——至今未实行私有化的他们开着豪车、住着豪宅,但所有这一切却都是“集体的”;村里有一吨重的“镇村之宝”金牛,有高达328米的“中国第八高楼”,有一座座金碧辉煌的“金塔”,但这些也都是“集体的”。吴仁宝不讲究吃,不讲究住,但旁观者却指出,他生前和四子一女可支配的“集体的”华西资金占华西总资金量90.7%,吴氏家族在村委中所占比例高达72%,总人数达36人之多,“老支书”退而不休,“小支书”世袭秉政。可以说,华西村民是“藏贫于富”,而吴家却“藏富于贫”:“集体的”既然九成由吴家支配,又何须将富裕两字写在名下?至于“平等”,不仅“执政家族”事实上和其他家族并不平等,华西本村和并入华西的其它村、华西村民和外来客工,事实上更不平等。

正如许多华西人或非华西人,欣赏或不欣赏“华西模式”及吴仁宝的人所共同指出的,“喜欢讲发展”、“不喜欢讲模式”,恐恰是吴仁宝最成功的地方。《吴仁宝和华西村变》中津津乐道于“大跃进”时说服村中寺庙捐出铜钟应卯“大炼钢铁”、编造亩产以应付上级检查,吴仁宝和村民却偷偷搞生产、搞副业,“文革”时抽调少数人敷衍形式主义,背后却偷偷抓农业生产,搞社队企业,以及全国大搞“包干到户”时仍然坚持集体模式,将全村田地统交30人耕种,而把全村绝大多数劳力转移到村办企业,等等,这被有心人归纳为“摸着石头过河的缩微农村版”,并非言过其实。吴仁宝的这些做法并非遵循什么模式,而正如他本人所言,是在他看来,最符合华西当时实际、最有利于华西经济发展的方法,“把农具铁锅搞去炼钢铁就得饿死,人多地少,‘包产到户’就得穷死”,这种“中国农民式的生存利益最大化”,让吴仁宝和华西村都活出一片天地,成为“中国农村集体致富模式”的一笔丰厚财富。

然而正如前文所反复指出的,华西村模式不可复制:农村工业化也好,集体化经营也罢,华西村的成功有太多特殊性,包括华西村和吴仁宝个人的属性,也包括他们功成名就后,各方各面为培育华西“小气候”、“大模式”而刻意提供的“发展养分”,同样是社队企业起家,农村产业化模式,同样在富庶的苏南,其它村镇有没有获得华西和吴仁宝同样的机遇、待遇?如果整个苏南、整个中国农村在机遇、待遇上和吴仁宝、和华西村“平等”,中国能否负担得起、市场能否消化得了?

吴仁宝在华西村的“藏富于贫”也好,村民们安于“藏贫于富”也罢,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即一方面,村民们相信吴仁宝这个“带头人”,认定将“富”藏在“集体”,交给“老支书”打理,对自己最为有利,另一方面,吴氏家族生前仍能惟“老支书”马首是瞻,安于“垄断村政”和“包揽集体财权”的“里子”,而不求家族奢富的“面子”,但这一切在吴仁宝去世后的今天、明天,又是否能维持下去、能维持多久?

对吴仁宝最大的非议,是他的专断专行,和“限制村民自由”,而他最喜欢反驳的也正是这点,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华西和大家好,而村民们也并未被剥夺自由,而是心甘情愿接受现状,甚至走了也会回来。这在“共富”的当下确是事实,但正如华西尚未成为如此招摇“模式”、“现象”的“小有名气”时代,一些村干部所坦言,在60年代、70年代,虽然华西的日子比邻村已属小康,但“离村出走”另谋高就的村民、甚至吴氏家族自己人也大有人在,当吴仁宝已与世长辞,“共富”或成疑问的明天、后天,他的子孙能否将“吴仁宝的模式”延续下去?

如前所述,吴仁宝和华西的成功,有太多不可复制之处,既有个人因素、地方因素,也有外界刻意营造大环境的因素。如果说,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氛围里,吴仁宝的“中国农民式的生存利益最大化”,他的“摸着石头过河”、“不讲模式的模式”,以及大包大揽的家长制作风,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那么,在整个社会日新月异,商业经济蓬勃发展,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能趋于过剩,资本运作日趋规范化、专业化,个人自由意识普遍觉醒的趋势下,这种“吴仁宝式的智慧”,即便吴仁宝真如某些人所赞颂的“寿活千岁”,又是否能“与时不朽”?如今吴仁宝与世长辞,“没有吴仁宝的吴仁宝智慧”,又能否在华西继续闪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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