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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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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堡垒的陷落——太平天国天京保卫战   

2013-11-10 22:31:03|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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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的陷落——太平天国天京保卫战

 

太平天国之攻占南京,是癸好三年二月十五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1853年3月20日)的事,而南京被改名为天京,成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则在此9天后。尽管定都后仅两天,从广西一直追击到南京的请钦差大臣向荣部就赶到城下,并在城东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此后直到1860年,天京城大部分时间处于清军包围中(1853年3月31日至1856年6月20日,1857年7月16日至1860年5月6日),但清军始终未能破城。

壬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清咸丰十二年四月廿日,1862年5月18日)湘军副帅、清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自安徽西梁山渡江南进,迅速攻陷当涂、芜湖,四月十三日进取江宁板桥、秣陵关、三衩河,四月十七日,湘军水师将领、侍郎彭玉麟攻占天京城西江边头关、江心洲、蒲包洲,战船驻泊天京城外秦淮河口,封锁了护城河的入江处,曾国荃部直逼天京城内门外的雨花台要垒下扎营。天京城再次被清军开始包围。

这次曾国荃部的进军,最初并不被清方自己看好,持重的曾国藩一开始甚至多次命令曾国荃暂时撤军。在多数清军将帅看来,天京城防坚固,洪秀全老于戎机,而当时苏南、浙北又完全是太平天国的天下,有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号称百万之众的太平军,曾国荃孤军深入,不要说破城,能全身而退,已属不易。

然而正是这支看似孤注的湘军,不仅在天京城外站稳了脚跟,还终于在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最终攻陷了天京。

那么,号称“不破之城”的天京,又是怎样被攻破的?

 

“孤注”并不孤

 

作为胜利者的湘军,在太平之役后曾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树碑立传运动,为突出曾国荃的事迹,对其孤军深入的艰难状况,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这支初到天京城下的孤军,看上去的确很“孤”:曾国荃部本来节制40个营、万之众的陆军,但由于次第分兵,真正抵达天京城下的,只有15个营7500人,以区区7500人,内抗号称数万的天京守军,外敌号称百万之众的江浙太平军,自然显得单薄。

但实际上,这支孤军一点也不孤。

这年二月,曾国藩就开始部署对天京城的战略大包围,自北而南,共部署了八路大军,江北李续宜部经略颍州(阜阳),多隆阿部进军庐州,控扼江北,江南鲍超部自江西入皖南,左宗棠部自衢州入浙南,李鸿章部淮军乘轮船至上海后,汇合当地清军和由洋人训练、统带的洋枪队(后来的常胜军)反攻苏南,张运兰部游击皖南婺源一带,作为战略总预备队。这仅仅是曾国藩直接节制、部署的兵力,各省督抚提镇统帅的清军尚不在内,而这些清军中同样有战斗力不弱的部队(如江北的袁甲三、李世忠、都兴阿部,镇江的冯子材部等),作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同样对这些军队有指挥权。这几路清军除多隆阿部因陕西回变突发,被清廷紧急调走外,其余各部均如期到位,在战略上对天京构成远程大包围,并牵制了江浙皖各地太平军。

即便就战术角度,曾国荃的形势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

事实上进抵天京城下的,是曾国藩八路进军中的三路,曾国荃部前锋15个营仅是其中一路,除此之外还有曾贞干部5000,彭玉麟部水师8营4000,总兵力达到16500,。天京城中守军虽号称数万,但多系非战斗人员,能战者不过一万上下,和湘军兵力实际相当,而湘军挟水师之利,控扼江河水道,运粮船可直抵营外,兵员、粮秣、军需补给都甚便宜,实际上已占据了反客为主的有利形势。

 

雨花台之役

 

壬戌十二年四月底,洪秀全连续三道诏书,强令正在上海郊外节节获胜的李秀成回援。五、六月间,李秀成两次在苏州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天京解围。九月初二日(咸丰十二年闰八月廿日,1862年10月13日),太平军进逼曾国荃部营垒,至11月25日,围攻湘军44天,未能解围成功。

此役太平军集中了十四个王(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纳王郜永宽、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孝王胡鼎文、来王陆顺德、首王范汝增、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堵王黄文金、相王陈潘武、补王莫仕暌、航王唐正财),兵力按曾国藩上奏朝廷的夸大数据,达60万,但曾氏兄弟私下文牍中称“十余万”,当是太平军号称的数据。太平军素有“二千五作一万”的四倍统计惯例,如按这种惯例计算,则实际投入解围战的太平军最多不过60000人,且李世贤、陈坤书、黄文金部都在外围进行牵制作战,直接投入雨花台之役的兵力更少。当然,考虑到这次战役的重要性,“虚数”或许不会像惯例那么多。不仅如此,这些太平军分属多个系统,李秀成只能在大方向上进行指挥,而无法得心应手地调动每一支参战部队。

不仅如此,太平军后勤系统各自为营,江浙皖各地太平军往往要从原驻地远程补给,看似内线作战,却享受不到内线作战的便利。

太平军的装备,从纸面上看是较好的,曾国荃曾致信曾国藩,称太平军将江浙所得洋枪“尽萃于此”,比安庆之役的太平军多出“十百倍”,还有“西洋开花大炮”等装备。但这些武器来源庞杂,大量走私来的洋枪洋炮是赝品或劣质品,西洋军官曾说“对自己人的威胁比对敌人还大”,且太平军军需保障能力差,所配置的火药硝石含量大而硫磺含量小,严重影响了枪炮的射程、威力和准确度。

湘军方面,由于占据形胜,补充便宜,开战前就已增至两万多人,开战后又相继增调扬州都兴阿部5营2500人、芜湖王可升部湘军8营4000人,和曾国藩直接从安庆派来的400人,总兵力增至三万以上,且全部兵力自长江边至三汊河口再至雨花台一字列开,控扼了关键的补给线,强大的水师牢牢占据长江、秦淮河优势,令太平军无法合围或切断湘军补给线。

武器装备方面,湘军是比较差的,火器多为老式,洋枪较少,火炮也多为旧式国产铜铁炮,和前膛、发射实心弹的“洋庄”(用西式反射炉冶铁铸造的前膛洋炮),而缺乏发射开花弹的西式野战炮,和具有城垣摧毁能力的西洋大口径加农炮。但湘军装备实现了制式化,且建立了完善的后勤体系——粮台系统,同样的枪炮,湘军的标准化火药发射枪弹、炮弹,打得远、射得准,侵彻力强,太平军虽然“洋枪洋炮,骤若飞蝗”,实际杀伤力却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可怕。

在长达44天的战役中,太平军采用集中兵力攻击东路的战法,曾多次攻破湘军第一道营垒,在战术上采取了堑壕跃进、地道攻击、弹幕转移掩护和低姿匍匐前进等当时较新鲜的战法,取得了一定成效。

而湘军则牢牢掌握住地利、后勤和水军三大优势,并构筑了前后多重配置的攻势,采用以守为主、伺机反击的稳健战法,逐次消耗太平军的战斗力和锐气。

此役湘军战死战伤达三五千人,加上瘟疫流行,最艰难时“病者万余人”,可谓元气大伤,但由于补给线畅通,军饷及时到位,生力军源源不绝,战斗力恢复很快;太平军作为攻击一方,伤亡当远大于湘军,但就战役本身而言并未战败,之所以不能持久,主要是因为指挥系统紊乱,军队构成庞杂,战役进行过程中,部分参战军队的后方已被其它各路清军包围或占领,其余各路则苦于后勤压力,也难以支持长时间的远征。

 

抢占雨花台,控扼城外据点

 

雨花台会战后,太平天国方面出现了严重战略分歧。分歧的双方,是天王洪秀全和主帅李秀成。

其实对于敌情的严重性和自身的不足,双方分析并无不合。洪秀全和李秀成都承认,太平军的后勤保障能力,无法确保大兵团在天京城外长期会战,而湘军气候已成,也非速战可以击溃。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双方意见反差很大。

洪秀全主张“进北攻南”,即让李秀成全军渡江北上,在两淮之间招兵、收集粮草,并汇合当时在汉中和豫皖边界一带活动的太平军陈得才、马融和等部,一同南下解围;李秀成则主张“回顾根本”,即让苏南、浙北的太平军返回原驻地,先击败进犯的李鸿章、左宗棠等各路清军,再回师天京城下,而天京方面则继续依托城垣和城外据点固守。

两种战略各有利弊。“进北攻南”迫近清廷腹内,朝廷必然会强令曾国藩兼顾北方,可有效分散天京城下兵力,且陈、马两部兵力雄厚,战斗力不俗,一旦回合将实力大增,但这一战略最大的弊端,是忽略了当时两淮因捻乱和饥荒,早已赤地千里,且当地地方官、团练富于坚壁清野经验,太平军大兵团作战同样会遭逢粮食危机;“回顾根本”可以避免江浙基地过早被侵蚀,有助于太平天国维系较持久的生命力,但分兵容易,再聚就很难,雨花台会战前,天王严诏、李秀成百般努力,凑齐各路人马也耗费了四个月时间,此时江浙敌情已重,自然只会更难。

两相权衡,“进北攻南”的风险显然更大,而洪、李争执的结果,恰是太平军选择了这个风险更大的选项。

“进北攻南”自1862年12月初开始,至次年9月底结束,太平军不仅一无所获,反倒在饥寒交迫的外线作战中损失数万精锐,自此丧失了对天京城外湘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的能力。

更严重的是,不论洪秀全还是李秀成,都高估了天京城守军的防御能力。

癸开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清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1863年6月13日),曾国荃部悍将萧孚泗、李臣典等以轻兵奇袭雨花台要塞,守卫要塞的是洪秀全族侄对王洪春元。洪春元在洪氏亲族中尚属能战者,曾立有战功,但他刚从江北被调回,麻痹疏忽,结果雨花台被轻易攻破,湘军在此役中只死了一个人。湘军乘胜扩张,连续攻克雨花台以北多座营垒,一直进逼到南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和天京城只隔一道长干桥。

雨花台的陷落让洪秀全和城内太平军惊慌失措,他们强令尚在江北的李秀成部回援,结果李秀成部被暴涨的江水所困,损失惨重,而湘军水师杨岳斌部却趁机在五月十八日(清同治二年五月十五日,1863年6月30日)攻陷了天京城北、大江之上最重要的屏障九洑洲,此前下关、燕子矶等业已先后陷落,自此太平军长江防线只剩下中关拦江矶的区区几华里,天京城几乎完全合围。

此时天京城外,太平军尚控制东南秣陵关至荣华镇,西南江东桥、博望镇等地盘和据点,但由于水路断绝,补给不便,城内军需日渐枯竭。湘军在水路得手后开始扫荡城南陆路太平军据点,五月廿一日克长干桥,扎营南门外,七月卅一日和八月十二日,又先后攻占天京东南、西南锁钥上方桥、江东桥。九月,湘军援军朱洪章等部抵达,又相继攻占博望镇、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秣陵关、中和桥,十月初四日(清同治二年十月初六日,1863年11月16日,淳化、解溪、隆都、湖熟、三岔镇也被湘军占领,九天后湘军进驻孝陵卫,自此除太平门外天保城、地保城尚在太平军手中,城北神策、金川两门因中关和玄武湖的掩护未能被清军完全封锁外,湘军已直逼天京十一座城门之下。

 

天京城的孤注

 

此时天京城真的成为一座孤城。

在“常胜军”的帮助下,装备有洋枪洋炮的李鸿章部淮军开始扫荡苏南,而左宗棠部湘军则在浙江处处得手,苏州、无锡、丹阳、杭州、常州、嘉兴等名城在1863年底至1864年初相继陷落,天京城外百里范围内,除紫金山第三峰上的天保城、太平门外龙膊子的地保城外,已无太平军一座要塞。

江浙基地相继陷落后,太平军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部在江南尚有几十万之众,但只剩湖州、广德两座据点,无力养活如此数量的军队和眷属,更无法驱使这些饥寒交迫、士气低落的将士去早已沦为敌境的天京城外解围,在李秀成只身进入天京城指挥城防后,李世贤率领江南太平军主力进军江西就粮,只留黄文金等部在湖州、广德固守,无力呼应天京。江北,太平军陈得才、马融和等部加上依附的捻军,也号称二十万众,自汉中南下回救天京,却被几路清军阻击在鄂豫皖交界处无法前进。事实上,依照当时的战场形势,即便这些太平军都抵达,会战的结果也很难好过雨花台之战。

太平军守城兵力号称万余人,但能战者不过三四千,十一月初八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863年12月20日)李秀成返回天京后,成为城中主帅。

此时曾国荃部湘军已增至50000,后勤更加畅通,装备也大为改善,且因直逼城垣之下,已具备直接攻城能力。

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1863年12月15日),湘军第一次攻击天京城垣,以穴地攻城爆破法,轰塌城北神策门附近城墙十余丈,湘军选锋奋勇登城,被太平军击退,死伤惨重。

甲子十四年正月十七日(清同治三年正月廿一日,1864年2月28日),李秀成帅敢死队突出朝阳门,试图偷袭孝陵卫湘军大营,结果失利,湘军朱洪章、武明良部趁势攻陷天保城。廿日,湘军进屯神策、金川两门外,至此天京城十三座城门全部被困,天京城完全合围。

湘军屡攻天京不下,改用封锁之际,重点封锁水路:上下民船三日方许编队通行一次,且都由湘军水师炮船护送;绿营系统的红单船系走私粮食给天京城内的重要途径,湘军采用各种手段,将红单船排斥出天京江面;至于另一个走私重要渠道——外国商船和兵舰,湘军无力阻止,就采用高价收购的办法,预先在上、下游将洋船上粮食购买一空。这些方法行之有效,本就粮食紧张的天京城内陷入困境,洪秀全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突围建议,下令全城吃“甜露”即野草充饥,自己也身体力行,终因吃野草、蜈蚣中毒病危,于四月廿日(清同治三年四月廿八日,1864年6月2日)病逝。

廿四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改组城防指挥系统,设立六主帅负责全城防御(大主帅李秀成,副主帅纪王黄金爱,东方主帅顾王吴如孝,西方主帅戴王黄呈忠,南方主帅刘逢亮,北方主帅养王吉庆元)。

五月廿一日(清同治三年五月卅日,1864年7月3日),天京城外最后一座要塞——地保城被湘军攻陷,自此除中关外,天京城外已无太平军据点,湘军日夜在东、北两面开挖地道,力图多点开花,炸毁城垣。其中金川门一带刘连捷部挖了三条,神策门以北张诗日部挖了两条,神策门正对面朱南桂部挖了六条之多。

太平军守城诸将多为久经沙场的宿将,经验十分丰富,他们采用瓮听、修筑月城、对挖地道等方法,大部分地道都被这些方法破坏。五月十七日,神策门一条地道引爆,未伤城垣;六月初四日,神策门附近另一条地道将城垣轰开一道豁口,但冲入豁口的清军敢死队被守军抛洒火药,全部烧死。湘军连日猛攻不能得手,兵士死伤枕籍,名将陈万胜、王绍义、郭鹏程、熊祖锡、熊祖泗、张志斌、周易才、周怡胜等均阵亡。

然而地保城的陷落让局势更加恶化。由于地保城地势高于对面南京城垣,清军在地保城上架炮昼夜轰击城内,迫使守军无法在城墙上立足,也因此难以对付逼近城根挖掘地道的清军。

六月初五日夜,自知事态危及的李秀成抽调敢死队数百人,从太平、朝阳两门杀出,试图破坏湘军地道,结果功亏一篑。六月初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太平门外龙脖子地道中炸药被引爆,湘军一拥而入,太平军虽奋勇迎战,但已是强弩之末,战至傍晚,各城门都被湘军占领,城外中关也陷落,李秀成率领数千人拥护幼天王,仍从湘军轰塌的龙脖子城墙豁口化装突围,李秀成突围后因让好马给幼天王而掉队,在方山被俘后遭曾国藩处死,幼天王逃至广德,后随洪仁玕、黄文金部入赣,在江西石城败没。

 

攻坚之难

 

湘军攻天京之役,前后历经两年另两个月,伤亡将士数万人,且最终也未能全歼城内守军,让幼天王这个“渠魁”成功突围,攻坚之难,可谓备至。

之所以如此难,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太平军方面,城中兵力不多,连居民、眷属不过3万,战兵最后更只有三四千,但人少也意味着消耗低,得以在吃“甜露”的情形下苦撑良久。太平军自己则在城内婴城种麦,“青黄十余里”,部分解决了粮食问题。城中虽然兵力单薄,但名将荟萃,主帅李秀成众望所归,能凝聚守军士气,麾下吴如孝、吉庆元、黄金爱等都是方面之才,人自为战,清军一时难以奈何。

其次,南京城垣兼顾,号称“天下第一名城”,城外据点形胜,一开始又多为太平军控扼,湘军仅扫清外围就耗费大量时间、兵力,延误了破城时机。

在湘军方面,兵力最多时不过五万,围攻号称“四十二里半”的南京城仍显单薄;缺乏能摧毁城垣的重型攻城炮,和能消灭大量有生力量的西式榴弹炮,无力通过火力直接破城,只得采取耗时费力的穴地攻城法。由于太平军同样善于这种传统攻城战术,对防御穴地攻城很有心得,因此湘军屡攻不克,仅在扫清城外全部据点、占领城外制高点压制城防后,才勉强过关。

不过由于湘军后勤体系完备,主帅曾国藩谨慎持重,稳扎稳打,所采取的先进行战略大包围,再扫荡外围、切断城中补给通道,最后攻城的战法行之有效,虽靡费时日,付出代价,最终仍然取得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清军并非不具备火力破城的实力:当时淮军兵力已达150营近7万人,全部装备洋枪,并配属有中国籍洋将毕乃尔统帅、拥有加农炮和榴弹炮的“毕乃尔炮队”,在湘军久攻不下之际,清廷已下令增调淮军14000人和毕乃尔炮队助战,曾国荃等湘军将帅惟恐“艰苦二年以与人”,因此不顾代价强攻硬打,才抢在淮军、炮队到达前攻破天京。

这是天下第一名城南京最后一次被传统战法破城:1911年辛亥革命,江浙联军围攻清军固守的南京城,先攻占天保城,然后在天保城上架起新式榴弹炮,猛轰城内富贵山、北极阁等制高点,炸死督战的清军大将王有宏,迫使守军丧失斗志,开城逃遁,自辛亥之役起,南京城的攻防战,进入了真正现代战争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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