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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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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真个人心不古?谁来徙木立信  

2012-01-06 00:26:55|  分类: 杂著及其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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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个人心不古?谁来徙木立信

 

“小悦悦事件”、“萝卜哥事件”,以及各种版本的“扶老太太风波”,让人对中国当代社会道德的滑坡嗟叹不已。

一些人认为,当代社会道德滑坡,说到底是体制问题、法律问题:要不是传统道德框架、观念被人为摧毁,“萝卜哥”的萝卜何至于被如此多的沾光者顺手牵羊;要不是南京那个不知脑子里在想什么的法官“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素来善良、乐于助人的国人,又何至于老太跌倒谁也不敢去扶,小孩在马路中间走,谁也不敢去拉一把?

也有些人认为,体制问题也好,法律问题也罢,固然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但“人心不古”的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再怎样的制度,也没鼓励您去白拿人的萝卜不算,还饶上茄子辣椒西红柿吧?就算怕好心没好报,担责任,吃官司,不敢去扶跌倒的老人,救被车撞了的孩子,打个应急电话总不怕担什么责任吧?说到底,某些人不过是跟当年将一切责任推到“林彪四人帮流毒”一般,把自己皮袍下的那个“小”,用固已存在的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精心遮掩起来罢了。

不管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当今社会道德出现不少让人叹息、痛恨乃至愤怒的不正常现象,而这些不正常现象在网络和资信高度发达的今天,又以惊人的速度流传、演绎,并在流传和演绎中,被善意或非善意地“改造”成一个又一个迥异的版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热点,和一轮又一轮社会大讨论。

当代社会,真的这样“人心不古”么?

其实这种感慨并非如今所独有:周代的人们曾感慨“人心浇薄”,认为道德水准不如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感慨“不仁不义”,认为道德水准不如西周,应该“从周”;唐代、宋代、明代、清代,都有人觉得“人心不壹”、道德沦丧,主张“正纲纪”、“复古礼”、“兴三代之政”,也就是说一代不如一代,要想道德水准提高,就得回到古代的大同社会才行。直到近代、现代和当代,持这种观念的人也不在少数,于是什么“新生活运动”、“回到十七年”之类论调,便不时在社会激起几朵浪花。

古语说得好,“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其实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既有道德高尚的典范,也有道德败坏的典型,正气与邪气,道德与不道德,总是共生并存的,号称礼仪之邦的鲁国,照样有在会盟时耍诈勒索的曹沫,被骂作“无好人”的洪洞县,也会有个古道热肠的崇公道。当今社会也是一样,既有“萝卜哥”送人萝卜反被顺走其它蔬菜的可鄙行为,也有素不相识者网上帮农民卖石榴、卖土豆的善举;既有见路人出事袖手旁观的冷漠者,也有事不关己却见义勇为,主动追拦违章肇事司机的“的哥”。对社会上出现较多的道德滑坡现象感到忧心忡忡,说几句感慨的话,固然无可厚非,但也应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看到一两件善事便高呼“道德水准提升”,或见到一两件恶性便惊呼“道德沦丧”,都不免以偏概全、神经过敏,若是寻常百姓还则罢了,可某些媒体、名人也动辄作此惊人之语,这无疑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释放出被局部突出、扭曲或屏蔽的,筛选加工过的信号,不论是否故意如此,这样做的结果,无疑会对人们对社会道德的现状,构成或大或小的误导。

毋庸讳言,道德败坏的问题的确普遍存在,也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不满,乃至深恶痛绝,道德败坏现象的普遍存在,也无疑正侵蚀着社会的肌体,人们的心灵,损害者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许多有识之士对此十分关注,希望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当然是应该的,甚至必须的,但在说或做的同时,切忌“代人立言”、“拿愿望当现实”、“用推论代替实证”,要知道这样做不论出于怎样的动机,都在事实上为客观的道德风气问题,悄然涂抹上主观色彩,严格地说,这样做本身,也同样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道德问题”。

许多人都切实感到,如今社会上不道德、不诚信的现象比以前多了,问题在于,从课堂到书本,从政府到民间,从一本正经的说教,到“寓教于乐”的各种文艺作品,宣扬道德、诚信的东西比以前只会多不会少,声音只会大不会小,既然如此,何以居然出现道德下滑的社会普遍观感?何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心不古”的嗟叹?

据《史记》记载,商鞅在变法之初,惟恐国民不相信政府的诚意和权威,就在东门外立了根细细的木杆,宣称只要把这根木杆搬到南门外,就可以获得10两黄金的奖励。因为这件事轻而易举,而奖金又高得离奇,所以从清早到中午,竟无一人尝试,直到商鞅把奖金提高到50两,才有一人大着胆子搬动木杆,并最终当众获得了50两黄金的重奖。几天后,变法令公诸于众,人们因为此前官方言而有信,对新法令深信不疑,这就是“徙木立信”的典故。其实变法令中“禁止私斗”、“鼓励公战”等涉及道德层面的训条,原本和秦人习惯格格不入,但由于“徙木立信”所建立起的公信力,最终收获了事半功倍的奇效。

想从总体上提升社会的道德观念,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自上而下的灌输、说教,或“解剖麻雀”、“树立标杆”的老一套教化技巧,在古代便效果有限,在当今信息时代就更难有大的作用。当人们看到某些权威部门早上说“没有涨价计划”,半夜便悄悄涨价时,他们怎能听得进“必须守信”的说辞?当人们得知,大谈“廉政建设”、“两袖清风”的某些官员却贪腐诚信,大谈“个人操守”的某些名人却招蜂惹蝶,拥红倚翠时,他们对诸如“修养”、“操守”之类的说教,又能是怎样的感受?当人们发现,希望工程中有“豆腐渣”,校车安全总也得不到保证,中红会之类慈善组织的账目也有这样那样不清不楚之处,发现民间的善意到了“一定层面”,有时会被那样轻易地挥霍、浪费和轻视,又怎能指望他们会继续抱持一颗“慷慨向善之心”?

移风易俗本就是言传不如身教的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要先搞定王族和亲信大臣,让他们带头换装,才能说服全民效仿;唐太宗宣扬勤俭但民风奢侈依旧,大臣皇甫德参立即毫不留情面地指出,这正是因为他对下不对上,只让民间厉行勤俭,自己的宫女们却依旧作风奢侈、浓妆艳抹的必然结果;向来只吃鱼和蔬菜,把吃牛肉当作天大罪过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为改善全民体质,天皇、首相带头吃牛肉,才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习惯。有关方面在感慨道德滑坡,抱怨自己精心制作的各种道德教化作品、预案如抛媚眼给瞎子看一般吃力不讨好时,他们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在呼吁民众“回归传统”、“重德重信”之余,有从自己反省和做起,效仿古人“徙木立信”的见识、魄力和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朋友在感慨社会道德滑坡时忧形于色,指责他人不道德行为时义正词严,批评政府、制度和社会风气时,也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说得有声有色,轮到他们自己,却总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既未见他们在诸如捐善款、做义工等方面身体力行,碰到需要伸手施援、见义勇为,需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或风险的场合,他们也是退避惟恐人后,有人指责,他们往往用“我担得起这责任么”、“万一对方是XX老太怎么办”,或“这是体制问题、社会问题,我一个人做了又如何”之类饰词搪塞。

要知道,所谓“集体”也好,“社会”也罢,都无非是无数个体所组成的,社会道德风气说穿了,也无非一个个具体事件的累积,倘每个人都如前文这般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将责任推给社会、体制和风气,自己却坦然豁免于道德高标准、严要求之外,社会风气的恢复,只能是痴人说梦。

正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大谈体制问题、社会问题之前或之余,先做好自己可以做、应该做的一点点事,是既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的事。莫问“我做了又有什么用”,且先问“我做了没有”;莫问“别人怎么不去做”,而应先提醒自己去做,这是遏止道德滑坡的第一步,是最艰难、却也最容易和最应该做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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