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陶短房的博客

土豆大棚 懒得一言堂 流觞亭 反正就是它罢

 
 
 

日志

 
 

辛亥与儒  

2011-10-04 01:41:20|  分类: 历史随笔新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孙中山曾自居“洪秀全第二”,而在那个对太平天国运动一知半解的年代,不论革命的发动者、支持者和镇压者、反对者,都习惯于将这两个同样由广东人发起、同样以反满为宗旨的运动等量齐观,清廷说革命是“长毛余绪”,而革命党人则杜撰“石达开遗诗”、《太平天国战纪》来“激发民气”,并果真吸引了如洪全福等太平天国后人投身革命。

冥冥之中,两次革命似乎有着不绝如缕的关联:都源自广东,都和外国有关联,甚至起事年份都有很多巧合——太平天国元年是1851年,中华民国元年是1911年,正差了1个甲子,都是辛亥年,只不过太平天国修改了三个地支,“辛亥元年”被写作“辛开元年”而已。

然而只要静下心来就不难发现,时隔一甲子,两次革命最大的区别,是儒生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太平军在三江两湖纵横驰骋,清廷的江山摇摇欲坠之际,曾国藩,一个在籍办团练的挂名侍郎,颇有名气的经学家和桐城派文人,写了一篇震聋发聩的《讨粤匪檄》,里面字字血泪,痛斥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声称“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他当然不是光喊几句,而是仿效桐城派前辈傅鼐的成制,建立了一支“儒生帅乡农”的全新武装——湘军,这支军队的各级将领,除了个别例外,大多数是举人、监生、贡生、低级候补官吏等中下阶层儒生,后来崛起的淮军、楚军,也都是以这种“儒生帅乡农”模式建立起来的,不但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这样做,甚至他的冤家对头也不能例外。曾是曾国藩早期合作者、后来反目成仇分道扬镳的王錱同样办勇营,他不但“以儒生帅乡农”,甚至打算把乡农都变成儒生,行军打仗,每逢闲暇,就组织士兵集体学习《孝经》和《四书集注》,以至于他的大营总是书声琅琅。

可以说,儒生们出于捍卫儒家地位、儒学道德人伦而发起的绝地反击,是清朝起死回生、反败为胜的关键,那些高呼“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冒锋镝舍性命,与“反贼”作生死之搏的举人、秀才和童生们,堪称维系清朝帝系不绝的根本。

那么,何以仅过了60年,曾经迸发出无穷战斗力——或曾国藩所云“忠义血性”的儒生们,竟一下消失无踪?革命军兴,清廷所最能倚靠的,是由旧军改编、流品混杂的巡防营、江防营,而大批穿着学生服的书生,却吟咏着《革命军》、《警世钟》,义无反顾地向清廷射出自己的一枪?

事实上,那些功成名就之士,或称“高级儒生”,仍然大多站在清廷一边。

辛亥时已去世的儒学名臣、出则封疆大吏,入则部堂台阁的张之洞,在去世前10年潜心研究“儒学救国”、“保国保种”之术,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说的正是儒学;“盖不易者三纲五常,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主张体例、章程尽管现代化,但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儒家纲常却绝不能变,说的也还是儒学。他在辛丑之变后,接连领衔提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连篇累牍,苦口婆心,说的无非都是儒学。

同样在辛亥前去世的另一位儒学大师,被称作“晚清经学后殿”的孙诒让,尽管官运多舛、但同样功成名就的他一向主张“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1901年清朝发布“新政上谕”后不久,他就推出苦心编纂的“变法条议”40则,其中不但把各项改革救亡的措施都附会成《周礼》早已有之、“若合符契”的内容,将改良附会成“以《周礼》为纲,以西政为目”的“复古”,希望儒学能够救清朝,甚至希望儒学和清朝一起“中兴”。

早已因戊戌变法失败被排挤出清朝政治中心的康有为,则一如既往地固守“新派儒学宗师”的阵地,不但继续阐发《孔子改制考》、《孔子伪经考》中那些所谓“新发现”的“儒家学说”,将“康学”大力丸包裹上“儒学”的糖衣到处兜售,而且试图以西方教会的形势,把儒学真正改造成“儒教”,虽然“孔教会”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107才成立,但“以孔子诞辰为纪年”、“尊孔教为国教”等主张,却早在辛亥前、甚至戊戌变法前便已喊得山响。

而排斥、反对康有为的国内学术主流,也并非反对尊孔、尊儒,而是将康有为斥为“伪儒”,认为批驳“康学”不但不是和儒教作对,反倒是为儒家正本清源的“卫教”义举,如叶德辉、甚至张之洞,所持的便正是这种立场。

一些论者以为,清末大办新式学堂,废除旧学,导致民间对儒学典籍、教条陌生,是辛亥革命期间儒家不能再度力挽狂澜的奥妙所在,他们举出的例子,是1902年“教改”前夕,中国只有新派学生6912人,而辛亥当年则有新式学堂约52500所,新派学生逾160万人。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事实上,废旧学、兴新学,并未导致儒学的曲高和寡,相反,儒学教育的覆盖面甚至比此前更高。

1902年公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学前班)四年,要通习《四书集注》,全部学时中,约1/3为“读经”和“修身”,而“修身”的内容为“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敬长尊师、忠君爱国”,完全是儒家的道德规范;初小每周课时30小时,其中修身2小时,读经12小时,占了差不多一半(相比之下,算术6小时,国文4小时,历史、地理和物理则各仅1小时,甚至不如体操的3小时),甚至规定,5年初小必须读完儒家典籍“十万零一千八百字”;高小课程每周36小时,其中修身2小时、读经14小时,也占了44.4%(其余为文学8小时,算术和体操各3小时,历史、地理、物理、图画各2小时);中学堂(初中)要求每周修身、读经、温经9.5小时;高等学堂(高中)设立“人伦道德”和“经学大义”两门儒学科目必修课,每周3小时(总课时为36小时),由此可见,从学前班到大学门槛前,中国学生仍然将大量时间用于儒学学习,且因为谙熟新式教育的师资匮乏,在许多新式学堂里,儒学课程的比例还要更高一些。

不仅如此,1906年颁布的官方教育宗旨,一共两类、五条,其中第一类“忠君”、“尊孔”是典型的儒家条文,第二类“尚公”、“尚武”、“尚实”虽有新学气息,却也依然能从儒学经典中找到依据,正如清廷官方所阐述的,兴办新学堂的目的,是培养更多谙熟儒家道德规范,并因此激发出忠君保国“血性”的“爱国者”,而不是培养儒学的掘墓人——在他们看来,那不啻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由于新学校十分普及,受教育人数大增,加上民间以传统儒学教育为内容的私塾依然存在。不仅学校教育如此,在当时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里也有“修身”教育,正在全国大办的新军,同样规定了“读经”和“修身”的课程。可以说,清末的教育改革,事实上让儒学知识在民间和社会更加普及,而非相反。

既然如此,何以咸同年间的湘军、淮军可以“儒生帅乡农”,起来挽救清廷,而辛亥时如此普及的儒学,却无力挽回历史的宿命?甚至,湘军的故乡湖南,成了最早响应武昌起义、最早派出援鄂军队的省份,淮军的故乡安徽,不但革命军风起云涌,甚至连巡抚大人都当了革命军的都督?

首先,意欲“正本源、壹人心”的儒学,到了清末,自身就不那么“壹”,而是四分五裂,各说各的一套。

正统派里,既有主张“参用西法”的陈宝琛,也有主张守旧的叶德辉;主张变革的儒家宗师里,张之洞对“托古改制”不以为然,同属“托古改制”派的康有为和孙诒让彼此间不以为然,身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对乃师欲将儒学教会化的努力,态度也十分保留。除此之外,还有对他们均不以为然的章炳麟派。同样是“尊经”,陈宝琛眼中的“真经”,在康有为看来却说不定是“伪经”,反之亦然;同样是讲“华夷之辨”,叶德辉将清廷当作“华”,西方教育、现代文明当作“夷”,而章炳麟则把汉族人当作“华”,满清当作“夷”;同样认为教育体系出问题,需要改革,张之洞等人拿出的方案,是废旧学,兴新学,而章炳麟却主张废新学,回归传统的书院体系;许应骙和康有为是同乡,都主张依托儒学,兴办洋务,却在上书中互相贬斥对方“品格败坏”、“道德不堪”……儒学各派的自相矛盾,无形中削弱了“经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这在清末这个古、今、中、外思想错杂的十字路口,无疑会严重影响其“战斗力”。这种现象在汉末、宋末和明末也都出现过。

比这更重要的,是中下层儒生和清廷出现了利益背离。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天京陷落后书写供词,总结“官兵中何事好何事不好,贼中何事好何事不好”时感慨,官兵中“多读书人”,而太平军“无读书人”,太平天国和知识分子未能形成利益共同体,是失败的关键。事实也的确如此,太平天国首义8人中,拥有功名的只有韦昌辉、胡以晄两人,且前者是捐的监生,后者是武秀才,清方情报汇总《贼情汇纂》中列入“剧贼”名单的几十人,拥有功名的竟只有何震川一人,且不过是级别最低的秀才。

自隋唐至清末,儒生和皇权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利益体:皇权向儒生提供源源不断的“上进”机会,正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皆是读书人”;儒生则以向皇权效忠、为王朝服务作为回报,二者间的纽带,则是科举制度。通过科举制度,那些或富裕、或贫穷的书生便可十年铁砚寒窗苦,一旦成名天下知,考上功名固可步步高升,改变命运,即便考不上也有个朦胧的希望,吸附大批底层儒生毕生为功名埋首案头,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毕竟,即便是科举失意者,大多数也会变成杜甫、范进或蒲松龄,变成黄巢、洪秀全的只是极少数。

正是这种利益共同体,让基层儒生在历次民变中充当了卫道士角色,他们兴办团练,制定村规民约,捐助军饷,帮助维持地方秩序,并最终在大决战般的太平天国时代,让“儒生帅乡农”的勇营,成为国家的经制军队,和清朝的中流砥柱,那些一边喊着“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一边效死的基层儒生,实际上喊出了双重含义——“国家”得先“养士”,“士”才能以死回报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科举的废除而荡然无存。

1898616,康有为率先提出“废八股”,认为八股取士不合时宜,不利于选拔真正人才;1901828,清廷采纳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建议,宣布自次年起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时务;1905年秋,袁世凯等人上书请废科举,92,清廷颁布上谕,宣布“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从此断绝了基层儒生通过读书、科举改变命运的一切希望。

固然,取士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与时俱进,救亡图存,更科学地选拔人才,但客观上这种做法却让曾是皇权最忠实支持者的基层儒生,一下成了被砸掉饭碗、前途和梦想的“仇恨一族”。如果仅仅是废除八股,改革科举方式,他们是支持的,事实上最初提议这样做的,正是在“公车上书”中十分活跃的举人、秀才们,而废除八股后,各地着魔般地兴办新学,甚至出现四十、五十岁老童生、老秀才去和孩童们一起上初小的画面。他们所执着的不仅是儒家尊严或规范,更是自己的前途和梦想。彻底废除科举,则让他们断绝了一切希望。

由于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迫于外侮的急就章,许多配套制度并未跟上,“分别量予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话,且越是低级别的功名,“出路”也就越差,早已出将入相的张之洞、陈宝琛,功成名就的康有为、孙诒让和盛宣怀们只看得见改制的好处,看不见“断人生路”的副作用(因为他们自己早已无需担心这些),而大好青春虚掷、前途一片黯淡的基层儒生,则又往往只能看见“我的路在何方”的悲凉前景,而无暇体会这一改革“伟大深远的社会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儒生们不得不另寻进身之所。

他们中不少人看中了新军相对完善、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开始打破“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投身行伍,而他们中也的确很快涌现出“平步青云”的榜样,如原本只是个秀才的蔡锷,弃文从武后不但一举成名,而且从军校毕业到官拜协统(旅长,军衔相当于少将),不过7年时间。尽管按照清廷的制度,即便当时身份最显赫的军事留学生,归国也只能授予守备、千总、把总(五品至七品)的官衔,但事实上由于清廷自1905年起推出新军编练计划,欲在5年内编成全国36镇(师)新军,并普及各级军事学堂,军事人才十分匮乏,许多“海归”或“土产”的军校生很快被授予协统、标统(旅长、团长)或总教习之类要职,这吸引了大批有条件的低层儒生进入中外军校,条件不足的则直接报名入伍,从“大头兵”做起,一方面可享受当时颇令人羡慕的新军军饷待遇,另一方面也可借机进入新军的人才选拔体系。据记载,当时编制不到1.2万人的江苏新军第九镇号称“八千书生”,湖北新军第九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1.5万多官兵,儒生出身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也占据相当比例。

那些留洋、入军校的儒生很容易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而基层士兵的“儒生化”,则让这种新思想的传播蔚然成风。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在汉口附近大量印刷革命作品,新军几乎人手一册,若非有如此比例的“秀才兵”,这种鼓动即便有条件去做,恐也是对牛弹琴。

前途改变的感同身受,加上新思想的蔚然成风,就这样把大量基层儒生从维护皇权的柱石,变成了颠覆皇权的中坚。那些争执不休的儒学名臣、大师们徒然提倡尊经、尊孔,维护纲常,却在无意中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误以为儒的力量在于典籍、理论、道德和规条,却不知君子、小人,都需先顾生存,顾前途,当他们的前途不再和皇权、“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时,什么儒家纲常、尊孔读经,也就成了被赫拉克利斯举离大地的安泰,看似躯体完好,体魄强健,却早没了当初的无穷力量。

绅权、族权,乡规民约,纲常教条,这些儒家纲常、道德的毛细血管,事实上并未有太大的改变,直到五四、甚至更久远的时代,这一切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维系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在辛亥前后,儒家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它的道德、伦理,和基层组织力、凝聚力,也依然十分有力,只是其与王朝间不再拥有那种一度显得牢不可破的、共栖共生的利益关系,也便无意再自作多情,将自身的命运和王朝再次捆绑在一起。

这并非仅仅由于科举体制的崩溃。

废除科举的本意,是采用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取士方法,但现实中,伴随着科举的废除,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这些固已有之的弊端,更加有恃无恐地大行其道,而隆裕-载沣体制对皇族、八旗的仰赖,则把更多的上进之士推得离“我大清”渐行渐远。

随着传统经济的崩溃,和商品概念的风行,绅商一体渐成趋势,许多读书人在科举之路断绝后,也主动投入商场。但清廷的腐朽、颟顸在商业领域同样体现得酣畅淋漓,既无力帮助民族工商业抵御洋商侵削,又纵容买办势力恣意鱼肉,当“国强”与“民富”成为一对矛盾时,“朝廷的自强”便成为与转变成商人的儒生们无关、甚至有害的东西——更何况“国”还在继续积贫积弱中?

当朝廷理财的妙手,最终伸向川汉、粤汉铁路的民间股权,而这些手握民股的,又多是绅士、儒生们之时,“我大清”便彻底将自己与基层儒生们放在了利益尖锐对立的层面:“修身读经”的说服力,在现实的利益冲突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于是曾经被“儒生帅乡农”挽狂澜于既倒的清王朝,就在儒学大师们洋溢的热情,和全国无处不在的朗朗诵经声中,先被一群先礼后兵、先眼泪后炸弹的西南读书人搅得天翻地覆,再被三江两湖那些脱去青衫,穿起军服,端起毛瑟步枪、手枪的投笔从戎书生们彻底颠覆。

研究辛亥,研究孙中山理论,人们往往重三民主义而轻五权宪法,且于“五权”中独轻考试权。事实上,“考试”并非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是关乎一个政权生死的抡才大典。正是通过科举取士,异族统治的满清才在200多年里,将原本心怀异志的汉族儒生牢牢捆在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中,尽管当年如顾炎武、黄宗羲等儒学宗师心怀故国;也正是因为科举的废除,和新的人才选拔机制扭曲,让千百万基层儒生离心离德,甚至倒戈相向,尽管从张之洞到康有为,从陈宝琛到王国维,绝大多数儒学宗师依然留着生理或心理的发辫,尽管儒学的社会、道德根基犹在,其根本的动摇,还要等到多年以后。

  评论这张
 
阅读(1072)|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