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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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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辛亥人物之苏良斌  

2011-07-01 09:34:32|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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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人物之苏良斌

 

俗话说得好,英雄莫问出处,辛亥革命事起仓促,许多事先被寄予厚望的明星级人物表现不孚众望,如吴禄贞昙花一现,黄兴虎头蛇尾,孙武临阵自爆几乎缺席辛亥革命大半程。倒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脱颖而出,像率先发难的熊秉坤,起义前不过是工程第八营正目(班长);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后来成为敢死队员的程正瀛,起义前仅是一名年仅30的普通大龄老兵,这些小人物只不过牢牢把握住历史留给他们的、稍纵即逝的闪光点,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名人。

本文的传主苏良斌本也有这样的舞台、机会,可惜由于他本人素质、认识上的欠缺,加上造化弄人,最终和“辛亥大英雄”的形象、地位、功绩,无可奈何地擦肩而过。

 

起点不高也不低

 

苏良斌是湖北黄陂人,据说“素无行”,是个流浪各地的城市游手流民,因行走江湖,练成一身养马、骑马的功夫,也养成了好勇斗狠、敢于冒险的性格,当然还有毛糙、冒失、浮夸、好大喜功的毛病,以及江湖人难免的一些不良习气。

1905年,徐绍桢受清朝委派,在江苏编练陆军第九镇,苏良斌觉得自己能耐不错,便跑去应征,结果果然中选,被补为第九镇辖下马九标的骑兵。

和暮气沉沉、待遇菲薄、士兵地位低下的旧军不同,新军是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全面借鉴西方军制,所建立起的一支崭新国防军,各级军官多是“海归”留洋生或军校生,基层士兵大多数是苏南、苏北的农家子弟,许多家境殷实出身清白,不少人还有秀才之类的功名,加上待遇优厚,新军士兵的地位是很高的,不少本地农民、城市青年,都以能当一名新军为荣。徐绍桢治军严格,严格按照当年“自强军”成例,注重从驻地及附近选拔“忠仆农户”和知识青年,而十分排斥兵痞、流民、游手好闲人士等绿营之类旧军的传统兵源。苏良斌是外省人,又没有什么正当职业,却可以顺利通过严格的选拔,入伍成为一名士兵,这恐怕和他报考的是专业性较强的骑兵、又有一手漂亮骑术、御马术有关。当然,在苏良斌看来,骑兵不仅鲜衣怒马,十分神气,而且待遇也比步兵高些(军饷都是每个月4.5两白银,但骑兵会额外得到“马干银”之类养马补贴)。

没过多久,苏良斌便交了好运,被逐级提拔为排长。排长是最基层的军官,按照第八镇的规矩,必须经过随营学校的培训,从骑兵正兵到骑兵排长,不但地位从兵变官,而且收入待遇也有天壤之别:新军排长月薪白银25两,是普通骑兵的5倍多,士兵阶层中地位、收入最高的“护目”(卫队班长,月薪白银6两)的4倍多。对一个客籍流民来说,从流民到新军骑兵已是咸鱼翻生,从骑兵到排长更是平步青云,这当然不光是运气,也和他善骑马、善养马的专业技能有关,此外,据说他头脑灵活,很擅理财,想必对其高升帮助也不小。

可以说,和其他辛亥人物、尤其革命党骨干相比,苏良斌的起点不算高,却也不算很低了。

 

从革职军官到革命使者

 

凭着一身专长在客乡赢得大好前途的苏良斌,好日子刚开始就惨淡告终:他被马九标撤差了。

撤差的原因,各种记载语焉不详,大抵是“工作表现不佳”之类。他是骑兵军官,又是靠专业技能提拔上来的,专业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否则也不会提拔),从他流民出身及后来的表现看,估计是“军容风气”等纪律问题上犯了错,总之,从排长的肥缺上被移开,补了个军中买办之类的闲差事。

仕途失意的他倒没多少挫折感,脑筋活络的他很快发现,南京城里有很多菜园子,需要大量收购粪肥,骑兵部队马多,马粪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于是他给上级打了个报告,要求独家承包全标人粪、马粪的外销业务。

第九镇是著名的文化军营,如此惊世骇俗的“权钱交易”虽然只是蝇头小利,却也遭人不耻,讨了个没趣的苏良斌一气之下退了伍,带着个“前新军排长”的名头,回老家湖北去了。

资料显示,苏良斌一回湖北就加入了当地革命组织共进会。共进会虽然成立于1907年,但第二年才在湖北开始活动,1910年刘公从东京带回会标——后来一举成名的十八星旗,原本由留日军校生组成的共进会,就这样在湖北和周边各省扎下根,并开始活动新军,组织起义,苏良斌回湖北的时间,当在1908-1910年之间。

如果苏良斌不是第九镇离职的前军官,而是湖北第八镇的现役军官,恐怕他很难加入共进会,因为这个组织在同盟会序列中以激进著称,在内地专做士兵工作,几乎不吸纳军官,甚至在东京期间加入的老会员,回国升任军官的,也常会被切断联系。可以说,命运又在冥冥中帮了他一把。

1911年10月10日,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发动武昌起义,苏良斌也算是首义参加者,但没有他立下什么功劳的记载。起义成功后不久,他就神秘消失,不知去向了。

11月4日,刚刚把师部搬到南京远郊秣陵关的新军第九镇司令部,发生了两名满族军官刺杀统制(师长)徐绍桢未遂事件,第九镇官兵随即加强了盘查,结果抓住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外地男子,有人认出,他就是曾在马九标当过排长的苏良斌。

苏良斌身上带着一张湖北军政府的介绍信,表明了他的革命党身份,抓捕他的官兵本就同情革命,见是自己人便网开一面,让他自行离去。没想到第二天,这位老兄带着颗木头大印和一封湖北军政府联络起义的信函,和曾任第九镇33标二营管带的柏文蔚,大摇大摆地跑来求见徐绍桢了。

原来苏良斌进城后跑到内桥,和同盟会南京总机关的凌毅、李华侬等接上关系,随即变戏法般变出颗“中华民国军政府江宁都督之印”的关防,和联络起义的介绍信,跑到秣陵关,找到从上海来南京联络起义的柏文蔚,再一起去游说徐绍桢起义。

各种记载都认为,那颗大印是假的,苏良斌的真实身份,仅仅是一名武昌军政府的探子,他自称都督、特使,应是同盟会机关的主意,目的是利用武昌首义的声势,配合柏文蔚推动第九镇起义,当然,他胆大、好出风头的性格,也让他把这出愿打愿挨的戏唱得有声有色。

尽管徐绍桢等人都不相信这方山寨关防,也不太买什么“都督”的帐,但起义已是大势所趋,最终约定,阴历九月十八(11月8日)起义,苏良斌率先回城,联络城内各路革命党为内应,柏文蔚返回上海,组织拥有兵工厂的上海革命当局调集军火,补充子弹奇缺的第九镇。

苏良斌在城内的活动还是很有成效的,不但留城新军,旧军中巡防营、江防营也有不少人响应起义。可到了九月十七夜半,离起义预定日期还差一天时,苏良斌突然在城里放起火来,督署卫队、汉西门巡防营等各部中的革命党以为起义爆发,急忙开始行动,负责同盟会总机关的凌毅措手不及,只得一面联络其他各路内应起事,一面派人火速出城,去秣陵关通知第九镇。

这时汉西门城门大开,城内喊杀震天,如果第九镇如约配合,攻破南京不无可能。可秣陵关离城65华里,正苦候子弹的第九镇官兵根本不知道起义提前,接到通知后匆忙给每个士兵发了5粒子弹,官兵们端着刺刀、马刀匆匆向汉西门急进,却终究晚了一步。

巡防营主将王有宏亲自坐镇督署,用机枪打死了企图冲进衙门的20多卫队革命党,而张勋的江防营则紧急出动,夺回汉西门,开始在城内大肆搜杀革命党。凌毅等见势不妙,只得带领部分革命党突出城外,等筋疲力尽的第九镇赶到城南雨花台附近,正碰上追杀“乱党”的江防营、巡防营杀到,缺少枪弹的第九镇抵挡不住,只得败退。

此时苏良斌并不知道城内外发生的一切,仍带着一哨人马左冲右突,张勋杀退城外革命军,掉转马头,下令南京13座内城门全部关闭,大肆搜杀革命党。苏良斌这才知道不妙,撇下残部,混进城北难民中。由于他本就是湖北流民出身,城北又聚集了大批因武昌起义而东下的湖北难民,居然让他蒙混过关,几天后趁城门开启,便混出仪凤门,投奔镇江革命军林述庆部去者。

 

草草了局

 

南京城光复是12月2日,此时上距苏良斌起义失败不到一个月,苏良斌这个“都督”算是衣锦荣归,狠狠出了口举义未遂的恶气。

然而他很快发现,自己这个“都督”并不太受革命军待见。

第九镇官兵给他提前举事害得损兵折将,败退到镇江,还被同出一源的镇江革命军领袖、原九镇34标二营管带林述庆奚落,对这个误事的“苏都督”观感可想而知;城内革命党则因为“苏都督”不知会旁人便突然发难,许多同志在胜利前夕人头落地,幸存者自然也恨得牙根痒痒。

据民国初年的《民立报》有人撰文称,原本苏良斌和柏文蔚等人约定的时间就是九月十七,但柏文蔚和第九镇协商时,发现子弹不足,就临时改为十八日起事,可此时苏良斌已经走了,城外革命党派去给他送信的使者又被清军严密盘查所阻,没能把信送到,倘果真如此,苏良斌的责任无疑会轻很多。但从起义过程看,不但秣陵关的第九镇措手不及,城内各路内应也给他的一把火弄到手忙脚乱,“通知失误说”怕未必能站住脚。

不过在江湖上混惯了的苏良斌倒也没太在意,因为攻克南京城的起义军是来自各地的联军,相互间比较生疏,有些还有摩擦和矛盾,挂着北伐联军总司令头衔的徐绍桢,实际能控制的,只有有限的军队和底盘,其余都给各路“司令”割据瓜分。“苏都督”好歹也是武昌使者、革命先驱,手里也有些实力,就在城南一人巷(今夫子庙针巷口)占了前江苏盐巡道衙门,挂起一块“苏军总司令”的牌匾来。

1912年元旦,孙中山抵达南京,当天下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对南京城里乱糟糟的景象很不满意,12日,任命徐绍桢为南京卫戍都督,责令他迅速“统一军政”,整肃成立那些来路纷纭的“司令”。

徐绍桢走马上任,开始盘算该拿哪路神仙开刀。各路“司令”中民愤最大的,便是这位苏良斌“苏司令”了。

原来这位“司令”自打占了那座道台衙门,革命事业根本顾不上去干,却整天忙着抢掠民女进自己的司令部“共同革命”。夫子庙地区是南京繁华所在,如此举措自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状纸雪片般飞到徐绍桢案前。

徐绍桢不动声色,公开放话,称苏良斌骁勇善战,人才难得,一些小毛病不必过于计较。苏良斌原本担心徐绍桢计较旧账,一听之下,便放下心来。

过不数日,徐绍桢的副官突然造访“苏司令”,称“都督有军政要事相商”。要知道苏良斌革命前最大才做到排长,比徐绍桢整整低了5级,见徐客气相邀,实在受宠若惊,便欣然前往。进了会议室,椅子还没坐热,徐绍桢把脸一沉,卫队一拥而入,把苏良斌和另一个军纪废弛、民愤很大的“司令”崔瑛一并拖出去枪毙了。由于苏、崔两人都是原第九镇军官,时人都把徐绍桢这次行动,称作老九镇的清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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