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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石达开的传说和非传说  

2010-07-25 06:05:15|  分类: 太平天国人物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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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达开的传说和非传说

 

石达开恐怕是太平天国首领中传说最多、名气最大的一位,却也是“山寨传说”最丰富的一位,他的身世、才能、生死,他会不会写诗,有没有干女儿,他究竟是亲洪秀全还是亲杨秀清,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究竟是“义王”还是“分裂主义者”,他对基督教或拜上帝教的态度如何,从他仍在人间直至今日,人们仍在热烈地争议。照理说,一个被清方俘获,且在赴死前留下供词的人物,不应有这么多的悬疑,然而事实偏偏就是如此。

 

他是哪里人

 

当石达开名声鹊起,成为太平军和清方都十分重视的人物时,他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就成了热衷搜集情报的清方间谍,和纯粹好奇的地方文人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曾国藩授意编纂的情报集,素以翔实严谨著称的《贼情汇纂》,把石达开称作“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大梭村人”,湘军大将李元度1858年写信招降石达开,称之为“桂林富户”,南京、安庆和江西的文人记载则五花八门,有说他是“广西诸生”的,有说他是“广东巨寇”的,还有说他是湖南富商,在广西做买卖时被逼迫入伙的。有一位在天京不知什么机关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张晓秋,特别善于搜集天国首要的事迹,很多后期非常知名的人物,如蒙时雍、赖文光,前期毫无名气,他也能找到蛛丝马迹,在当时记上一笔,成为今天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面对大名鼎鼎的翼王石达开籍贯问题,这位档案学高手却抓耳挠腮、毫无头绪,最终提起如椽大笔,写下三个大字:广西人,算是保持了其知一说一的严谨学风。

好在石达开留下了供词,好在自民国起就不断有人去广西实地走访,今天这个谜已不再是个谜了。

小心翼翼的张晓秋最终还是只说对了一半:石达开生在广西,但原籍却是广东和平县。他生在广西贵县龙山山区东北部的奇石墟那帮村,生日则在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月,也就是说,1850年底金田起义时,这位“首义七杰”之一,还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

几乎所有清方记载都说他家是个大财主,《贼情汇纂》说他捐了十多万两白银入伙,民国时歌颂他的小说都渲染他的毁家纾难,而“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又以此把他打成“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其实他家并不是很有钱,后来发现的《鼎建渡船碑记》是贵县鼎建渡口建成后,记载为渡口、渡船捐款者姓名的一块石碑,上面有石达开的名字,捐钱只有1000文,在石碑上列明的石家子弟不少,最多的捐了4000文,最少的仅300文,而且没有一个是主事的,可见石家只是当地一般家族,而石达开家则不过是富农而已。太平天国自己的记载倒是更靠谱一些,《天情道理书》只笼统说石达开和韦昌辉“俱是富厚之家”,而李秀成则说他“家富读书,文武备足”,这和他自己说的“耕读为业”是基本吻合的,也就是说,他是个家境殷实,丰衣足食,但田地不多,有时还需要自己下地干农活的小康之家子弟。

鼎建渡口落成时,石达开只有十几岁,还是个刚过弱冠的少年,1000文钱虽然不是个大数目,但对于一个少年而言已属难能可贵。碑文上和他并列的,许多都是“昌”字辈的石姓,即他的叔父辈,当地口碑说他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他独自操持家务,轻财好义,喜欢替人出头,善于居间调停,年纪轻轻就有“石相公”的绰号。

他并没有亲兄弟,石家在当地也不是大家族,但由于他年纪轻轻就表现出侠义心肠和出色才干,因此族人、同乡对他都很推崇、敬佩,洪秀全、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密谋起事时,就模仿刘备三顾茅庐,亲自登门,将这位年轻人郑重其事地请出了山。1853-1854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曾经编纂过一组说书体的通俗史书,其中就有“访石相公”一段,虽然这部名为《新诏书》的史书并未流传下来,甚至可能根本就没出版过,但石达开的威望、地位可想而知。

1850年阴历七月,接到金田团营命令的石达开在家乡召集了10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石姓子弟,取道六乌山口,在白沙墟屯集一个多月后,开赴金田,这支石家子弟兵,日后成为太平军的主力之一。

 

先抑后扬的太平军第一名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00多年来对石达开的政治评价起起落落,至今也还有歧见,但有一点各方几乎都没有分歧:石达开是名将,甚至是太平天国第一名将。

曾经在湖口之战中被石达开逼得跳湖自杀、在南昌城被围得一筹莫展的曾国藩,后期曾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贬低石达开远征军的战斗力,说他远离根据地,一再受挫,已经“不复当年气象”,然而就算在这份别有企图、未必客观的文件中,他也坦白地承认,虽然石达开的远征军不如当年的西征军,但石达开本人的能力毋庸置疑。1864年7月,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曾国藩急匆匆从安庆赶去审问,仍郑重其事地问“石达开死否”,而此时石达开大渡河军覆,已过了一年有余,可见其心中对石达开的忌惮。左宗棠将石达开称为“贼之宗主”、“我所素惮”,李秀成、陈玉成都是自我感觉甚佳的太平军名将,洪仁玕更是浮夸成性,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推崇石达开善于用兵。民国和民国以后的史学家、兵家、文人墨客,对石达开的用兵更是推崇备至。

然而在太平军早期,石达开的战场声望似乎并不十分响亮。

在金田、紫荆时期,清方前线将领奏报中的“悍匪”,是罗大纲和萧朝贵;在洪大全即萧亮的供词中,太平军中“最善合战”的,是韦昌辉;在《贼情汇纂》和早期一些清方文人记载中,“头号名将”的光环则同样落到萧朝贵、李开芳、罗大纲、曾天养等人头上。

相反,早期记载中,石达开给人的感觉似乎并不善战,甚至压根就不像个武将。

1853-1854年间的许多公私记载中,石达开得到的评价是“性和平”、“诚悫”,仿佛是个善良忠厚的行政干部,而《贼情汇纂》则干脆说他是“铜臭小儿,毫无智识”——一点能耐都没有。

今天翻阅史料,可以知道就算在早期,石达开也主持了许多重大军事行动。

在转战金田、东乡等地时期,石达开是左军主将,大败向荣、奠定攻取永安基础的官村岭会战,指挥者就是萧朝贵、石达开。1852年长沙之役,当萧朝贵伤重而死、太平军全军被清方援军困在湘江以东、长沙城南的狭小地域的危急时刻,石达开孤军渡过湘江,不但在湘江以西打开局面,还在随后的橘子洲头会战中设伏大败向荣,为太平军撤围转进,变被动为主动,杀开了一条血路,此后破岳州,破采石,石达开都是实际的军事负责人。可这些功绩都是在多年以后才传开,如长沙城下的功绩,是清末纂写、民国初年改写的《善化县志》所载,而石达开“一炮登采石”的军事奇迹,则也是先在民谣里唱响,几十年后才被录入史册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首先,萧朝贵和他关系微妙。

萧朝贵是“帝婿”、“代天兄传言”,半人半神的通天人物,他和杨秀清结盟,排挤冯云山等早期拜上帝会骨干,尤其忌讳贵县赐谷村王氏一族,因为这一族是洪秀全的表亲,资格老、血缘纯正,对其专权构成威胁。赐谷村和石达开的那帮村都在贵县,石家和赐谷王家关系密切,洪、冯“访石相公”的牵头人,可能就是赐谷王氏的王玉秀等人。己酉年十二月(1850年初),拜上帝会众在石达开、王玉秀等率领下和六屈团练周凤鸣部交战获胜,萧朝贵以天兄名义命令班师,石达开、王玉秀公然顶撞,“俱说不可班师”,这在整套《天兄圣旨》中是绝无仅有的。萧朝贵心胸并不开阔,他虽然继续任用石达开,却时刻提防石和王家“勾结”,《天兄圣旨》中提到石达开的次数寥寥无几,两人关系之疏远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自然难以出头,既不容易独当一面,即使有机会和功劳,也会被有意淡化。金田起义前夕,大病初愈的杨秀清独揽中枢大权,“退居二线”的萧朝贵只得转抓军事,这自然也要抢去石达开不少上镜的机会。等萧朝贵去世,太平军很快又进入大进军的全盛时期,全军围绕着洪、杨中枢统一东下,上有杨秀清主持一切,下有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赖汉英等具体将领冲锋陷阵,介于二者之间的“前敌总指挥”石达开,也就比较难出彩了。

其次,清方情报搜集大局观不足。

由于始终把太平军当做“草寇”,对其各种体制存有自觉不自觉的鄙夷,因此在清方情报搜集中,仅就军事一块而言,最初更注重前线将领的信息,而对高一层的战役指挥不屑一顾,因此能打能杀的罗大纲、李开芳、林启容、韦俊,甚至黄再兴曾水源等人都被重视,而几次负责战区指挥的石达开、秦日纲则被忽略其军事角色,只说他们“窜”这里、“窜”那里,却很少提及他们的“窜”,正是为了协调各部的军事行动。

等到1855年1月,连战连捷,从湖南湘江里一路杀到江西湖口的曾国藩湘军,遇到了整合各路太平军败卒、残部、守兵和援军,水陆严阵以待的石达开,并在志得意满的最高峰,被年仅24岁的石达开先是将水师大船和小战船割裂,然后连续夜袭,各个击破,紧接着千里反攻,收复武汉三镇,又在清军反击时避实击虚,转战江西,夺取8府42县,让曾国藩坐困南昌,一筹莫展,石达开“天国第一名将”的荣衔,也就一下子名至实归,毫无争议了,此时此刻,曾国藩翻阅那套《贼情汇纂》,读到“铜臭小儿,毫无智识”时,不知作何感想?《贼情汇纂》是情报总汇,属于军事需要,但这套书后来并没有编下去,只到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即湖口兵败的半年后,总纂官张德坚也没有被重用,记载中最后的官衔,只是六品衔的即补县丞、府经历(按照县丞的品级则只有八品),或许,类似石达开信息这样的重大失误,是这个情报编纂机关被解散的导火索吧。

 

天京事变之谜

 

天京事变是太平军由盛而衰的关键,“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大量领袖、骨干的死亡倒在其次,宗教的魔力消散,“打天下”的壮志减退,才是最关键的。

除了不早不迟恰好在天京事变前夕病死的胡以晄,健在的太平天国诸王全部卷入这场混战:洪秀全先下密诏让韦昌辉杀死杨秀清,继而又下密诏让石达开勤王,讨伐韦昌辉,这已没有什么争议;韦昌辉杀死杨秀清的罪责究竟该谁承担姑且不论,他在诛杨后遭到石达开“滥杀”指责,恼羞成怒,杀死石达开全家,派秦日纲追杀,这个罪责肯定是逃不脱的;秦日纲是洪秀全的一把刀,一条狗,缺乏自己主见,但杀杨他有份,追石他也有份,双手沾满同僚鲜血,最终死于非命,也属罪有应得。

惟独石达开的角色晦涩不明。

按照李秀成的说法,石达开和韦昌辉替洪秀全打抱不平,在洪秀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合谋杀死杨秀清;而按照石达开的说法,韦昌辉见杨秀清专权,上奏洪秀全要密谋诛杨,洪秀全“口中不肯”,却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激怒韦昌辉,最终导致韦杨火拼。而根据发现的资料显示,诛杨是洪秀全下密诏,让韦昌辉、秦日纲在朝臣领袖陈承镕的里应外合下完成的。不过石达开有没有和韦昌辉等三人一样事先得到密诏,就众说纷纭了。

不管密诏有没有得到,历史的一幕是,韦昌辉在江西、秦日纲在丹阳星夜兼程,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而此时的石达开却仍然在湖北前线和清军作战,他的双手没有沾自己人的血。得知韦昌辉大开杀戒,他只带了曾锦谦、张遂谋两人匆忙赶回天京劝阻,结果被恼羞成怒的韦昌辉杀死全家,一行3人缒城逃脱,随即召回西征大军讨伐韦昌辉,但行军半路得知宁国被清军围困,就顾全大局先解宁国之围。韦昌辉的倒行逆施最终激起天京城内公愤,洪秀全用计除掉了他,派人带着他的首级,请石达开回朝辅政。

这段历史对于太平天国的每一个人而言,都是难言之隐,因此当时过境迁,每个当事人都会以自己的理解,以及对自己最有利的解释,来阐述这段往事,真相如何,恐怕只能是千古之谜,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石达开是这次事件中最无辜、最顾全大局的一个首领。

 

“远征”、“回朝”的是是非非

 

1857年6月2日,在天京辅政半年多的石达开借口到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讲道理”,带领亲信随从离开天京,在这一天从安徽铜陵渡过长江,前往安庆,此后再没有回去。

对于他的这一行为,太平天国官书和私下里都称之为“远征”,并没有将之视为叛逃或造反——至少表面上没有,而石达开的部队虽然越走越远,最终离天京万里之遥,却始终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石达开本人更是一直自称“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至死不改。

他为什么要离开是很清楚的。

他出走后沿途张贴一份五言韵文的告示:

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恩愧荷深。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在这份沉痛委婉的告示里,他说自己虽然忠诚于太平天国,却得不到洪秀全的信任,反倒产生猜忌,不得不离开天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心迹。

按照李秀成的说法,洪秀全被杨秀清、韦昌辉等人“弄怕”,不敢再相信外人,便提拔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又把一大批亲戚、近臣安排到重要岗位,以牵制石达开,这些人能力有限却手眼通天,让石达开感到莫大的威胁。

石达开说自己是避祸出走,并非杞人忧天。洪秀全只用了一份密诏,就将通天人物杨秀清满门抄斩,又只用了一道诏旨,就让杀红了眼的韦昌辉顷刻灭亡,他要真的觉得石达开构成威胁,有加害之意,石达开在天京很难反抗,因为洪秀全是君,自己是臣,反抗就是谋反。

他是开国元勋,是上帝的第六个儿子,洪秀全的“天弟”,是“圣神电”,和杨秀清、韦昌辉一样,也是半人半神的人物(尽管憎恶迷信的他几乎从未用过这个功能),洪秀全最擅长的把戏——借上帝的“神话”为自己说事,对石达开并不好使,这也让他很难像另一个被猜忌对象李秀成那样委曲求全,因为委曲也未必能求全。

当然,他还有两个选择:造反和降清。

如果造反,他就和自己公开反对的韦昌辉没有两样,真的成了残害同类、背叛天国的罪人,这和他讲究忠义的个性不符,更何况,从拜上帝教时代起,洪秀全就是太平天国的偶像,尽管许多将士对他的所作所为不满,但真要造反就是另一回事了,届时“义王不义”,昔日支持他的将士未必不会倒戈。

降清的路,不少走投无路的政治牺牲品也的确选择了,比如韦昌辉的弟弟韦俊。听说太平天国内讧,清江西巡抚福济、湘军大将李元度都写信给石达开劝降,甚至远在北方、正被第二次鸦片战争搅得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也特意下诏,让曾国藩相机游说。但石达开是“义王”,素以忠于太平天国相号召,他既不肯起兵造反,自然也不肯去国降帝。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又不能叛逆,又要保住性命,还得给追随自己的部下一个交代,一个说得过去的归宿,那么离京远征,和洪秀全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就成为最佳选择。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可知,石达开远征后始终和天京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他在安庆期间,仍能以“通军主将”的名义调动大部分太平军,反攻皖北、进援九江,都是在执行他的计划;他渡江南下后,洪秀全派人送来金牌和义王金印,请他回援天京,他虽然没有接受义王的封号,却上书洪秀全,建议由自己攻打浙江,调动清江南大营分兵,再一举解围,这实际上和后来李秀成大破江南大营“围魏救赵”的“贼中得意之笔”如出一辙,他也的确包围衢州,进取浙中。直到1859年,干王洪仁玕封王、拜军师,据说他还从广西写信祝贺,并和洪仁玕、李秀成等有南北会师,收复广西的商讨。

这些配合计划最终一个也没能实现。一方面,清廷已缓过手来,充分发挥地大、兵多、装备好、粮饷足的优势,将两支太平军分隔开来,守着根据地和水道的主力太平军尚能支撑,缺乏固定基地的石达开部就只能不断游动作战,一次又一次作重建基地的尝试,无暇配合作战;另一方面,洪秀全也不愿石达开再出风头,浙南之战,他先是重封五主将,事实上剥夺了石达开指挥全军的权力,继而拉拢与石达开并肩作战的杨辅清等东王旧部,封杨辅清中军主将,使后者放弃和石达开配合,转而投奔天京。等石达开被迫放弃计划南下,和天京越隔越远,洪秀全更玩弄起驾轻就熟的政治权术,表面上,继续保持石达开的翼王封号,甚至还加封了“殿前吏部又正天僚公忠又副军师”,不称石达开为叛逆,暗地里却取消石达开姓名的避讳,取消其“圣神电”、“电师”、“天父第六子”、“五千岁”等半人半神的封号,使之成为地位在洪仁发、洪仁达、洪仁玕,甚至洪秀全那些乳臭未干的子侄驸马之下的普通朝臣。等到1860年前后,追随石达开南下的许多太平军旧部回归天京,而天京方面又大破江南大营,先后夺取苏南、浙江,实力达到后期鼎盛,在洪秀全眼里,石达开就更没有什么价值了。

许多论者承认石达开的顾虑有合理性,却不认同其出走,认为石达开应该委曲求全,继续追随洪秀全以避免分裂;另一些人则根据《李秀成供》,认为石达开将“好兵好将”都带走,弄得“天国无人”。委曲求全是行不通的,前面已经分析了,那么,石达开带走了很多“好兵好将”么?

石达开从雨花台出走时,身边只有少数随从;他在安庆时仍是通军主将,掌握军权,但渡江去江西时,带走的仍然只有张遂谋等少数部队,皖北太平军的主力(也是太平军中期最重要的机动部队)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等部并未带走,地方守军也无调动,后期太平军元老、宿将最多的,正是皖北这一块,早期水军统帅唐正才、曾经当过天王御厨的侯裕宽、殿前监斩官魏超成、管过圣库的侯淑钱、洪秀全的亲戚张潮爵等,在这块地盘一直呆到英王陈玉成兵败,皖北据点丧失;他从江西进军浙江、福建时,所率领的六路人马,基本上由国宗和翼殿旧部率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除了联合作战的杨辅清等东殿旧部,就只有李寿晖、李誉生等少数失意分子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江西方面非翼殿系统的大将,如九江的林启容,湖口的黄文金、李远继等,都没有被他调动。更何况,攻打浙江是汇报给天京,并得到洪秀全批准的行动,他作为通军主将调动各路人马协调,也并无不当。

当然,由于石达开的崇高威信,和许多将士对洪秀全所作所为的不满,苏南、皖南许多郡县的将士纷纷自行离开驻地追随石达开,造成许多地方的混乱,句容、溧水等地就在这种混乱下被清军乘隙攻破,不过这个责任,恐怕不能由石达开单方面来背。

两三年后,局面为之一变:成千上万当初追随石达开出走的将士,却万里迢迢回归天京,自称“回朝”、“起义”,吉庆元、朱衣点等67个“回朝”将领上书洪秀全,解释自己的行为是“起义出江”,是因为不满石达开“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和在江西、浙江、福建擅自行动等。

前面已经说过,石达开进军江西、浙江的行动是得到洪秀全首肯的,甚至“远征”本身也为洪秀全所默认甚至乐见(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和自己保持安全距离存在,总比在眼皮底下或干脆造反来得好),不能算“擅自行动”,至于改变部分官制、军制是事实,但同期太平天国中央改得更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算不上多大问题。更何况,石达开本人的官衔始终不变一字,更改官制、设置大批高级职位,满足的是追随他远征的将士们加官进爵的胃口,“多更改焉”的责任,其实更多该由这些“起义出江”者来背负。

那么何以到了1860年,当初追随石达开的将士大批“回流”?

石达开以忠义自居,始终不肯独树一帜,这固然令人佩服,但佩服是一回事,能不能继续跟下去则是另一回事。不少追随将领当初都有“攀龙附凤”的念头,想跟着石达开打下另一块天下,如今石达开始终尊奉洪秀全正朔,这些人的念头落空,一遇挫折,不免产生“与其做忠臣的忠臣,不如直接做忠臣”的念头,加上洪秀全又一直用高官厚禄相招诱,石达开又“来者不强,去者不留”,走掉的人自然不少。

这些离开石达开出走的人,目的是获得更好出路,而未必是“回朝扶主顾王”,因此不少人走到半路,觉得降清前途更光明,就不惜戕害战友,卖身投靠,如武卫军正统戎张志公就害死了不愿投降的主将,反过来追剿其他战友;另一些人,像童容海、吉庆元、朱衣点他们,回到天京,自然要为自己当初的去和如今的回归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责任推给不在身边的石达开,就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人在矮檐下,他们作如此选择,原也可以理解——但理解和相信是两码事。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回朝的远征将士都是主动离开石达开,如人数较多的李寿晖、谭体元部,就是被石达开派出策应攻打桂林的石镇吉部,不料行军途中得知石镇吉部溃败,归途又被清军切断,不得不辗转北上,与天京方面的李世贤部会师。

尽管是迫不得已,但1859年石达开从宝庆退往广西,对军心、士气是不利的选择,一些广西籍的核心将士多年转战都无异心,回到家乡却心生懈怠,不少人就此还乡,等石达开部离开广西,这些人在清方迫害下无法立足,或出走海外,或辗转仍回天京(如向石达开请假葬母后回天京销假的李誉生就是个例子),不论动机为何,结局怎样,这些“广西老兄弟”的懈怠,无疑进一步动摇了远征军的士气,后期石达开转战西南,手下几乎没有几员前期叫得上名字的将领,有兵无将,也严重影响了远征军的战斗力。

 

学历、诗人和干女儿

 

石达开的相貌据说平平,“面短方身中有须”,但识见不凡,在安徽、江西,都能“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改变“打先锋”、“掳掠”等粗放征收方法,实行“照旧交粮纳税”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江西有个叫邹树荣的清方文人,提到石达开时忍不住写诗赞颂“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清江西巡抚福济写信劝降,称赞他“往来吴楚,转战千余里,号令严肃,步伐整齐,士卒为之用命,妇孺亦且知名,未尝不心焉佩之”,直到1858年,太平军已撤出江西很久,湘军召集乡绅宴会,还有绅士当众称赞石达开“龙凤之姿,人不可及”。

太平天国最大失误之一是不善用人,尤其不善用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石达开就做得较好,他军中许多大将都是书生、科举出身或招贤而来,如大将朱衣点是招贤而来,重要幕僚李岚谷、潘含孚是科举应试出身,后期独立带兵作战、被称为“深知调度”的李复遒本是“广西土寇”,坚持到1872年的最后一支太平军首领李文彩则是横江起义、一度归附“大成国”的壮族武装首领,他善于用人这一点,直到太平天国覆灭,仍有许多将士念念不忘。

曾有华侨在1856年披阅太平天国印书,写下“一国二主,篝火狐鸣,自古从无成事”的话,许多人也对洪秀全沉湎宗教狂热,只说天话不说人话耿耿于怀,但洪秀全“认实天情”,直到临死还让“大众放心”,说自己上天领天兵天将来救天京,而石达开的远征军自1860年离开广西后,就基本摒弃了“天父天兄”的一套,与之相比,同样反感“天话”的李秀成每打下一城,仍要聚众“讲道理”,而李世贤、汪海洋部太平军甚至在天京陷落一年半后还保留上帝教,部下将士在咒骂扰民者时会不由自喊出“免得天父降灾殃”的话来。

正因为石达开见识高过同侪,而且善于和文人、士绅打交道,因此清方和民间一度认为他是有功名的,咸丰曾根据前方奏折,称石达开“广西诸生”,福济在劝降信里则说“阁下学校中人,读书明理”,同样坚信石达开有秀才、举人之类头衔,和湘军将领有的一比。

但实际上石达开读书是真,秀才却是没有的——不但没有考上,甚至根本都没有去考过。这大约不是因为他年轻,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第一次参加科举都只有20岁不到,据贵县当地口碑,石达开对清廷腐败不满,曾立誓不考清朝试,不做清朝官,这恐怕是他不涉科举的主因,当然,他父母双亡,又没有兄弟,要独自支撑全家农务,也的确抽不出身去铁砚磨穿地折腾科考。

石达开会写诗,这在当时就广为传言,但并没有什么诗流传下来。到了清末,忽然出现许多“石达开遗诗”、檄文,辞气慷慨,催人泪下,许多人正是看了这些诗文,才油然而生对清廷的敌忾之心,投身辛亥革命之中。然而这些诗文却都是假的,目的或是激发民气,宣传革命,或仅仅是寄托个人的某种情感。由于参与造假的几乎都是大才子,大诗人(有梁启超、高天梅等),因此作品的艺术价值很高,许多都流传深远。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贵港(石达开的出生地贵县)修建翼王亭纪念石达开,亭柱上的对联“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系白崇禧手书,就来自一篇伪造的《石达开檄文》,至于那首著名的七律“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聩聩,欲凭赤手拯元元。 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更是至今仍有人坚信为石达开所作。小说家鄂华在《翼王伞》中称,石达开原作是“莫凭只手”、“人犹苦”,高天梅的赝品只改了几个字,许多人竟信以为真,其实懂得近体诗格律的人一望而知这是无稽之谈——“人已苦”格律无误,而“人犹苦”就出律了,石达开若能诗,怎会马虎至此?

不过石达开的确是会写诗的。他在1860年驻节庆远府(今广西宜山),曾率部下10人游览城郊白龙洞,共留下11首五律,1首古风,保存至今,其中他本人的五律如下: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瑶空;

毁佛崇天道,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从这首五律看,格律工稳,四联皆对仗,说他“能诗”并不夸张,但意境刚强有余,回味不足,是典型的“武将诗”,不能算一流佳作。

由于石达开戎马倥偬,诗词只是“业余爱好”,又因为太平天国的覆灭而大多湮灭,目前保留下来的最多只有两首半:白龙洞五律,1861年石达开在贵州化屋基和苗民欢宴,写过一首七绝“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龙抱住擎天柱,吸得长江水倒流”,所谓“半首”则是指前面提到的那篇以古风体写成的出走告示,因为这类文告既可能是亲笔,也可能是书手代劳,所以只能算“半首”。

至于近几年所“发现”的一系列石达开檄文、诗词,则一望而知都是赝品——这些“作品”词句粗疏,格律紊乱,又岂是“能诗”的石达开所会写出?

石达开的干女儿更是一桩有趣的悬案,从清末的小说家言,直到几年前央视的电视剧《太平天国》,干女儿多得数不清,能叫得上名字的就有韩宝英、石筠照、石绮湘、石益阳等等,其中“四姑娘”韩宝英更是一度弄得几乎被当作信史,说她被石达开救下,为报恩想以身相许,被拒绝后认石达开为义父,并嫁给一个长相酷似石达开的马生。石达开到韩宝英、石益阳家乡湘南时,不过21岁的青年,如何收得成年大姑娘作义女?随着史实的普及,如今一些太平天国史爱好者已经“进化”到先看有没有“干女儿”再看和石达开有关的“新史料”——如果有那多半是假货。

 

石达开的生死谜团

 

1863年6月13日,兵困大渡河的石达开走投无路,为了保全部下生命,自动投入清军大营,6月25日,在成都慷慨就义,死前侃侃而谈,面无惧色,遭受凌迟酷刑时不但自己不出一声,还劝阻了因疼痛难忍而呻吟出声的部下曾仕和,就连目睹情状的清方官员、幕僚,对此都十分钦佩。

然而石达开究竟死了没有,当时的清方、太平军方面,都有不少怀疑者,以至于处死石达开的骆秉章不得不再三向皇帝表明,自己杀死的石达开是真的,绝不会有假(1852年湖南巡抚张亮基等曾谎报在长沙“阵毙”石达开),而曾国藩、沈葆桢等人始终怀疑,以至于再三追问被俘的李秀成等,石达开死了没有,你们有何高见?

干女儿系列传说中,韩宝英让长相酷似石达开的丈夫替死,石达开则流落江湖,后来在渡船上遗下一把刻着“羽翼王制”的铁伞,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石达开精明过人,避难中怎么会带着那么明显的证物?何况“羽翼王”的字样也不合太平天国制度。还有一种变种传说,则说石达开发现韩宝英的密谋,就打昏马生,自己去成都赴死,后来行走江湖,鼓吹革命的“翼王”反倒是马生假扮的,这当然还是没影的事,前面已经说过,干女儿之说本身就全无依据。

不过清末倒的确有许多四川的会党、革命军假借翼王的名义号召,当然,此时年岁久远,他们假托的是石达开后人、旧部、继承者等等,到了民国军阀混战时,一位土匪出身的团长石定武就自称石达开后裔,派兵包围当初困死石达开的清将唐有耕后人宅院,抢走了唐府保存的石达开遗物。这些传说的另一大后遗症,就是五花八门的“翼王藏宝”传说,前几年屡屡有江湖奇人打着“进京献宝”的旗号,献的就是所谓“翼王窖藏”,当然,没有一个兑现的。

石达开在走投无路时曾经题壁“大军乏食乞谁粜,纵死涐江定不降”,但最终他还是“投降”了,也因此一度被贬为“叛徒”,另一些不愿心目中偶像“投降”的人则一口咬定,石达开是“诈降”。

他是否“诈降”,无凭无据,无法证实或证伪,但他的“投降”,按照他自己写给骆秉章的信所言,是“舍命以全三军”,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牺牲自己,保全部下姓名,是他向来秉持的“义气”体现,从某种意义上,他部分达到了目的,被困部属中得以生还的有几千人之多。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评论李秀成写供词“投降”时曾经质问,难道为了换取部下的生存,自己放下武器并牺牲生命,是一种可耻的念头和行为么?这一质问对评价石达开的是是非非,同样是振聋发聩的。

如今100多年过去,太平天国的评价时而上天,时而入地,可谓一曝十寒,褒贬不一,但绝大多数人对石达开仍寄托深切的同情,他的“粉丝”据称是太平天国首领里最多的(有人说超过其他将领粉丝的总和),而以他名字命名的纪念建筑也同样最多——光“翼王亭”就有贵港、宜山、石棉、南宁、黄石五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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