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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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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科特迪瓦的“一国二公”说起  

2010-12-30 08:02:17|  分类: 杂七杂八的过期媒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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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特迪瓦的“一国二公”说起

 

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既没有多少石油、也没有多少铁矿的科特迪瓦,除了足球明星德罗巴,大约没什么让人记得住的东西,可一夜之间这个西非国家就出名了——因为这个国家居然出了两个宣誓就职的总统。

古代罗马式共和国的确有两名权力、地位一模一样的执政官,这种体制现在也还有个世界最小和最古老的圣马力诺共和国继承着,可采用法国共和体制的科特迪瓦,总统明明应该具有单一制共和政体的权威,何以也会弄出两个来?

从表面上看,是选举的问题:科特迪瓦宪法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巴博得票51%,超过前总理瓦塔拉的48%当选,从而推翻了12月2日科特迪瓦独立选举委员会的初步统计结果,后者宣称瓦塔拉获得54%选票,巴博46%,胜利者是瓦塔拉。

但实际上,这背后反映的,是非洲政治的老问题——部族与宗教的平衡。巴博总统出生于西南部城市加尼奥阿,属于阿肯族系,信奉罗马天主教;瓦塔拉则是科特迪瓦人和布基纳法索移民联姻后的孩子,曾拥有布基纳法索国籍,信奉伊斯兰教,他们的背后,则分别占着各自的部族和宗教支持者。

在约2200万科特迪瓦人口中,阿肯族系占41.4%居第一位,沃尔特族系占16%居第四位,而和沃尔特族系关系较接近的曼迪族系占27%居第二位,两者相加就占了43%,而居第三位的克鲁族系源自冈比亚,和上述几大族系的关系均较疏远。另一方面,科特迪瓦信奉伊斯兰教者占40%,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占27.5%,剩下的则为拜物教崇拜者。由此不难看出,阿肯族系的人口和沃尔特族系-曼迪族系之和旗鼓相当,而宗教方面,伊斯兰教占了人数之盛,罗马天主教占了地利之便(信奉伊斯兰教的以外来移民居多),同样势均力敌。正是这种人口、实力上的均势,导致了双方即便通过选票决胜负,输赢也在一线之间,赢的一方固然要提心吊胆,输的一方自也是不服不忿,即使不出现9个省选票存废之争的风波(科特迪瓦有19个区58个省),这种旗鼓相当的政治格局,也会埋下动乱的伏笔。

其实这种部落政治、宗教政治,在当代非洲十分普遍。

在非洲,一个人首先属于本部落,然后才属于国家,从东非到西非,从撒哈拉到德拉肯斯,数不胜数的大酋长、“埃米尔”、“国王”世袭罔替,在正常的国家体制外别开生面,这些土生土长的权威比政府更贴近普通民众,他们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为此许多非洲政治家不得不借助部落魔力,甚至把部落象征物作为自己须臾不离的道具,如肯尼亚前总统莫伊喜欢用狮子皮饰,利比里亚前总统多伊白手绢不离手,中非“皇帝”博卡萨更是出了名的道具大王,这一切都为的是时刻提醒民众,自己不但是总统、元首,更是部落的老大。

由于殖民时代后遗症,一些民族和部落被划分在不同国家,如阿肯族横跨加纳和科特迪瓦;豪萨族分布于尼日尔、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等多国;胡图族和图西族也是裂谷区各国共同的主体民族。在很多地方“部落高于国家”概念根深蒂固,一个住在尼日利亚西北部的豪萨人或者会更亲近于某位尼日尔豪萨人,却对尼日利亚伊博人态度冷漠;一个卢旺达图西人也许会为刚果(金)境内同族拔刀相助,却对本国胡图人大打出手。倘不了解“部族非洲”,就很难理解黑非洲地区频繁发生的战乱与冲突。

许多人都知道,英国殖民者在离开前殖民地后,都会留下许多部族纷争的后遗症,这点在非洲就十分突出,而且不止英国一家如此。殖民者出于自身统治的方便,赋予不同部族以不同“分工”,如在尼日利亚南部,英国人将军政权力交给伊博族,而让约鲁巴族经商,为独立后“比夫拉内战”酿下祸端,今天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血腥冲突,说到底也还是这“两族之争”的延续;在卢旺达,比利时人根据鼻子高低把人口强行分为3个民族,又把鼻子最高的图西族定为“统治者”,最低的胡图族定为“被统治者”,让原本就不甚和睦的两大民族更加对立;在乍得,法国人让南方萨拉族统一种植棉花,却对原本从事畜牧业的北方部落实行军事管制,导致双方经济差距拉大,民族冲突至今仍无宁日。

在新独立的国家里,如果有某个民族人口居于绝对优势,其它民族人口较少,或各民族人口虽然都不占绝对优势,但存在一个优势明显的部族,那么不论采取怎样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的政局都会比较稳健。独立之初的30年里,科特迪瓦阿肯族系人口超过52%,其它族系人口分散,形不成合力,尽管曾先后经历过独裁制、民主制,但该国政局一向稳定,一度成为西非法语区、乃至整个黑非洲经济发展最快、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反之,一个国家如果不存在具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各部族旗鼓相当,一旦种族关系出现问题,就容易导致动荡,因为不论用武器或选票,双方都无法一下压倒对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利比里亚,这个由美国解放黑奴后代和当地部族混合组成的、非洲第一个黑人共和国,200多年的历史总是与血雨腥风相伴。

这种部族政治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政体,成为决定非洲政治格局的关键。只要部族势力大,人口多,不论采用什么政体,获胜的总是这个大族的领袖:如果讲打,他就会凭最强的武力成为该国的军事寡头;讲选,他也会靠族人的选票成为该国的民选总统,甚至,只要他高兴,像昔日中非总统博卡萨那样弄顶皇冠过瘾,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不,弹丸小国冈比亚总统叶海亚.贾梅,不是正跃跃欲试么?

然而非洲的政治版图十分年轻,人口流动性大,变化也快,原有的部族力量平衡很容易被打破,一旦被打破,政治平衡也会相应发生倾斜,并极可能导致剧烈动荡,而科特迪瓦不幸就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科特迪瓦吸引了大量周边穷国的人口涌入,而经济蓬勃发展的科特迪瓦苦于劳动力匮乏,开国总统、出身于阿肯族系分支巴鲁埃族的菲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采取了兼收并蓄,鼓励外国移民加入科特迪瓦国籍的政策,导致该国人口结构和民族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1995年,新总统贝迪埃上台后开始钳制外国移民,尤其北方的曼迪和沃尔特族系外国移民,并剥夺外国出生者的被选举权,结果反倒激起民变,此后的11年动荡、两次军事政变和3个月内战,都与此有关。

1960年刚独立的科特迪瓦仅有不到800万人口,1995年已达1400万,2001年达1750万,2005年达1810万,如今则估计超过2200万,自上世纪90年代起,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内地国家相继遭逢天灾人祸,许多人口迁入科特迪瓦,他们几乎都是穆斯林,属于曼迪或沃尔特族系,而这两个族系由于宗教和传统的关系,人口出生率远高于南方各族系,一方面因人口的膨胀不甘被继续压制,要求更多话语权,另一方则惟恐天平继续失衡急于“扳正”,矛盾就此白热化。

此次宣布当选总统的其中一位、前总理瓦塔拉,早在贝迪埃时代就因移民身份被剥夺被选举权,2000年再度因此被剥夺被选举权,导致其支持者与警方发生亚穆苏克罗暴力冲突;另一位自行宣布当选的总统巴博,则是在2000年选举中输给了属于同一族系的盖伊,随后通过群众运动推翻盖伊上台;此次一国二公事件的“最佳男配角”——身为巴博政府总理,却倒戈支持瓦塔拉,并被瓦塔拉“总统”重新任命为“总理”的纪尧姆.索罗,则是一个出生于北方沃尔特族天主教徒,2002年9月反对巴博的内战,正是由他领导的组织科特迪瓦爱国运动所挑起,后来该组织和另两个反抗组织科特迪瓦西部人民运动、正义与和平运动联合组成反对派大联盟“科特迪瓦新军”,他则是新军的秘书长,2003年1月和平协议签署,索罗入阁任通讯部长,此后和巴博分分合合,从部族政治、地域政治的角度,他和瓦塔拉才是“天生的盟友”,瓦塔拉背后的支持者是索罗的老班底“新军”,“宣誓就职”时,“新军”的另一个负责人瓦陶就在现场助阵,由此可见,巴博的“倒戈”从部族政治角度看,只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归队”。

如果部族政治的面貌不发生根本改变,不论制裁、调停或武力打击,不论一国二公的形式是否很快告终,这个西非国家的政治稳定都很难实现,因为这些外在手段都无法改变目前的部族力量对比。

自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许多有头脑、有魄力的非洲政治家都努力打破部族政治格局,他们开出的药方,一个是强调“非洲人是一家”的泛非主义,以几内亚的塞古.杜尔为代表,另一个则是强调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新民族主义,如塞内加尔的开国总统桑戈尔,但部族政治这一沉疴,治愈实非旬日之功,曾大力推行泛非主义的几内亚,各部族至今仍难脱彼此争权夺利的窠臼,政治动荡时有发生;为了建设“新塞内加尔族”不惜发明一种新民族语言的塞内加尔,也仍在苦苦探索加强“新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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